集聚本身并不必然導致地區間差距擴大，關鍵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出了問題，才使得中國的經濟集聚看上去成了地區間差距擴大的罪魁禍首。根據世界銀行的結論，越發達的國家，經濟集聚的程度越高。

    中國是要去限制人口和經濟活動的集聚，還是通過土地和戶籍制度的改革來順應企業和勞動力在生產和生活中的集聚趨勢？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證研究的結果都告訴我們，應該選擇后者。

    最近，有被采訪的農民工說了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有人認為小城鎮是新生代農民工的最好歸宿，可貧困地區的城鎮發展緩慢，就業門路窄，不能就業，何談安家。”

    可見，即使將戶籍制度改革的重點放在中小城鎮，但絕大多數的農民工還是會選擇去沿海地區的大中型城市打工。道理很簡單，人往高處走，哪里有就業，哪里收入更高，人就往哪里去。既然如此，何不讓戶籍制度改革的方向與農民工追求更好生活的方向一致起來？近幾年，隨著內地和農村的條件越來越好，的確有更多的農民不愿意出遠門打工，甚至有一部分農民工返鄉，重新做回農民。但這都不是大勢所趨。

    最近，中國又出現了新一輪的勞工荒，“重災區”還是沿海地區。很多人認為，既然沿海地區勞工荒了，那么，把工廠往內地搬就可以了。對于一部分企業，這可能是個不錯的選擇。但從接近國內外市場的角度來說，大量企業還是會愿意選址在沿海，這可以節省運費，可以發揮產業集群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至于接下來沿海地區是不是有空間來提高工資逐漸吸引農民工，我們可以拭目以待。有數據表明，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經濟的集聚程度不是太高了，而是太低了。在中國的現階段，一種做法是將內地的農民放在內地的中小城鎮，另一種做法是讓他們更多地進入沿海的大中城市，哪種做法更有利于提高收入和增加內需？這個問題，估計每個農民工都能回答。

    有一種說法，擔心大城市對人口的承載力。中國現在最怕的就是，一些大城市以“承載力”為理由，即使對那些長期生活和工作在當地的外來人口，也嚴卡戶籍，真實的原因，只是不想讓外來人口分享本地的公共資源。其實，人口的承載力是個動態的概念。給定既有的交通、用水、土地等各方面條件，一下子將大城市的人口增加一倍，當然會遇到承載力的問題。但如果人口增長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那么，交通、用水等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土地利用也可以更為集約。想想東京吧，東京都連同周圍的一些縣市共同組成的東京圈已經承載了3500萬人口。東京圈的面積略大于上海加上蘇州，而上海加蘇州的常住人口總量目前僅為2600萬左右。從長期來看，有什么理由認為中國東南沿海大都市圈的人口承載力不如東京圈呢？相反，現在很多內地的城市也在做大規模，但我發現，越是往內地，城市面積的擴張越是與非農業人口的增長脫節。事實上，如果做橫向比較，中國東南沿海省份對人口的承載力要遠高于其他地區。

    還有一種思維上的誤區是，人們總擔心經濟的集聚會擴大地區間差距。對于經濟政策來說，應該關注人均收入和生活質量的差異，而不是經濟規模意義上的差距。那么，如何縮小人均收入和生活質量的差異？答案是，讓內地的農民到能夠給他們提供更高收入的地方去打工。舉例來說，如果你看重慶和上海的數據，會發現兩個地方的人均收入有不小的差距，其中的原因主要不是重慶的城里人比上海的城里人收入低很多，而是因為重慶的農民太多，這部分居民拉低了重慶的人均收入。這時，如果重慶的農民到上海來打工，并且能夠融入上海，是不是有利于縮小地區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當前的問題是，由于嚴格的戶籍制度，地區間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受到了限制，而相對受限制較少的反而是高教育程度的人們。所以，我一直說，集聚本身并必然導致地區間差距擴大，關鍵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出了問題，才使得中國的經濟集聚看上去成了地區間差距擴大的罪魁禍首。

    從世界各國的發展可以得出幾條規律性的經驗。第一就是大的發達國家一定有一個可以稱之為國際大都市的龍頭型城市，比如東京、紐約或倫敦。要想成為一個世界一流的國家一定要有一個稱得上世界一流的城市，而這個世界一流城市的基本特征就是人口的規模達到一定的數量。比如說東京都，即東京圈的核心城市，在面積只是上海三分之一的情況下，人口已經達到1200萬，而上海面積是東京都三倍之多，常住人口不過1900萬。第二，根據世界銀行的結論，越發達的國家，經濟集聚的程度越高。以日本為例，50%以上的人口就居住在日本的三大都市圈內，而整個日本10%的人口就居住在東京都。以東京都為中心的東京圈人口總量占據了日本總人口的1/4多。

    如果比照國際經驗，我們不妨做幾點大膽的預測。未來中國50%的人口將會集中到長三角、珠三角以及環渤海這三大地區，即在中國人口峰值為16億的條件下，有8億人口集中于這三大地區，而從平均意義上看，就是每個都市圈基本居住2-3億人口。如果每個都市圈10%的人口將生活在都市圈的核心城市，那么，這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的人口規模估計要有2000-3000萬左右。如果沒有核心大城市的帶動，現代服務業，特別是那些知識密集型的對信息交流與創意要求比較高的行業，如金融、資訊、現代教育、設計以及文化產業等都缺乏競爭力，中小城鎮的發展也缺乏帶動力。

    人們可能會擔心，如果按上面所說的遠景展望，是不是中國的城市會太大，集聚度會太高？其實，即使以2007年的統計數據看，中國都市圈已經離我們上面所講的目標不遠了：如果將中國所有沿海省份的人口加起來，2007年已經達到5.65億，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重已經達到42.8%。在泛長三角區域，上海、江蘇、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的人口已經達到2.07億，其中，上海人口占到9%。在環渤海灣的北京、天津、河北、遼寧加山東，人口已經達到2.34億，其中，北京加天津占到11.8%。而在珠三角，僅廣東一省的常住人口已經達到9400萬。現在的問題是，中國是要去限制人口和經濟活動的集聚，還是通過土地和戶籍制度的改革來順應企業和勞動力在生產和生活中的集聚趨勢？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證研究的結果都告訴我們，應該選擇后者。

    目前，很多人仍然持有促進中小城鎮發展、限制大城市發展的政策思路。于是，通過戶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動仍然被認為是必須的。同時，東部的一些城市遇到發展規劃中的困惑，根據它們產業增長和就業增長的速度，其人口規模必然是要快速增長的，但是它們的建設用地指標與發展需求之間的差距卻遠遠大于內地。這些問題不解決將會極大影響大都市圈的長期發展。中國要持續增長，要有國際競爭力，要成為一個發達國家，就要做大城市，提高經濟的集聚度，這是一條必由之路。

（責任編輯：年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