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改革開放，這四個字已成了一個時代的標志，一代人永恒的記憶。

　　代表團在大會堂里向最高層匯報，聽者無不動容，大呼“石破天驚”

　　現在的中國人，小學生假期出國游，都已是很平常的事了。但是不可想象，40年前中國的大部分高干都未曾踏出過國門。“文化大革命”已使我們多年隔絕于世。“文革”結束后，1978年中央決定派人出去看看，由副總理谷牧帶隊，選了20多位主管經濟的高干，出訪西歐五國。行前，鄧小平親自談話送行，囑咐好生考察學習。代表團組成后才發現，20多人中只有兩個人出過國。一個是水利部長錢正英，也就只去過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還有一個是外交部給配的工作人員。這些高干出國后諸多不習慣。賓館等場合到處是落地玻璃門，工作人員提醒千萬別碰頭，但有一次還是碰碎了眼鏡。吃冰激凌，有人怕涼，就有人說：“可以加熱一下嘛。”言談舉止，笑話不斷。一個十多億人口的大國，一個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在世界舞臺上竟是這樣地手足無措。

　　生活不適應還好說，關鍵是每天都要腦筋急轉彎。出國前腦子里想的是西方正在腐朽沒落，我們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人。但眼前看到的富足、繁榮讓他們天天感嘆，處處吃驚。西德一個露天煤礦，年產煤5000萬噸，只有2000名職工，最大的一臺挖掘機，一天就產40萬噸。而國內，年產5000萬噸煤大約需要16萬名工人，相差80倍。法國一個鋼鐵廠年產鋼350萬噸，職工7000人；而武漢鋼鐵公司年產230萬噸，有6.7萬人。我們與歐洲的差距大體上落后20年。震驚之下，代表團問我使館：“長期以來，為什么不把實情報告國內？”回答是：“不敢講。”

　　代表團6月歸來，在大會堂里向最高層匯報，從下午三點半一直講到晚上11點，聽者無不動容，大呼“石破天驚”。

　　“我從未見過一位共產黨領袖，在現實面前愿意放棄自己的一己之見”

　　1978年10月鄧小平又親自出訪當時已是“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而這之前我們常稱人家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鄧深為對方的成就吃驚，尤其佩服其對外開放和引進外資的政策，便求教于李光耀總理。李直率地說，你要交朋友，要引資，先停止對別國反政府武裝的支持，停止他們設在華南的廣播電臺。鄧回國后斷然停止“文革”中奉行的“革命輸出”，轉而大膽引進外資，改革體制，直至提出“一國兩制”。鄧的虛心和堅決給李光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年后他回憶說：“我從未見過一位共產黨領袖，在現實面前愿意放棄自己的一己之見。盡管鄧小平當時已74歲。”

　　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個抽了我一鞭子似的目光

　　而當時的普通百姓是怎樣接觸并接受外部世界的呢？1984年，我時任中央某大報駐省記者，應該算是不很閉塞的人了。一次回京，見辦公室一群人圍著一件東西看，這是報社駐西柏林記者帶回的一張綿紙，八寸見方，雪白柔軟，上面壓印著極精美的花紋。大家就考我，是什么物件。當時中國還沒有紙巾這個詞，也沒有一次性這個概念，我無論如何答不上來。那位記者說：“這是人家公共廁所里的擦手紙。”天啊，我簡直要暈了過去。“老外這樣的闊氣，又這樣的浪費呀！”我把這張紙帶回駐地，給很多人傳看，無不驚得合不上嘴。

　　不久，我第一次出國到歐洲，飛機上喝水用一種硬塑杯，晶瑩剔透，比玻璃杯還漂亮，喝完便扔。但我覺得實在是一件藝術品，舍不得扔掉，把玩許久，一直帶回國內。喝熱茶時每人一套精美的茶具，喝咖啡時又是另一套咖啡具。機上走廊很窄，空嫂來回更換不厭其煩。該送咖啡了，我嫌面前小桌上的杯盤太多，也為空嫂少洗一套杯具著想，便將空的茶杯遞了過去。不想這位洋大嫂用吃驚、鄙夷的眼光，深深地瞪了我一眼，那潛臺詞是：“你這個中國土包子！”我一時羞愧難當，永遠也忘不了那個抽了我一鞭子似的目光。

　　農民趕集時將這張報紙掛在扁擔上作為護身符

　　當中國十年冰凍的體制、停滯的生產力受到外來信息的吹拂時，一切守舊的思想開始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中慢慢融化。責任制、承包、下海、商品經濟等，這些新概念先是如幽靈般地在人們身邊徘徊，最后聚成了一個時代大潮。而一批時代的弄潮兒也就出現了。

　　1980年春，當時人民公社的體制還未撤銷。我到山西五臺山下的一個小村莊里采訪一位奇人。他在“文革”前即考上清華大學，卻因出身不好，被退回鄉里務農。他躬耕于農畝卻不改科研的初心，自學兩門外語，研究養豬技術。公社豬場連年虧損。改革春風稍一吹動，他便帶上自己的一個小存款折，推開公社書記辦公室的門，說：“我愿承包公社豬場，一年翻身。如若不能甘愿受罰。口說無憑，立個軍令狀，以此相押。”說罷將存折“啪”地一聲，拍在桌子上。書記也豪爽，說：“如若有失，你我共擔。”結果這個豬場一年翻身，大大盈利。這篇稿子見報后，一個月竟收到5000多封來信。全國各地前來學習的農民絡繹不絕，他就借勢辦起了養豬培訓班。當地破格將這個農民轉為國家干部，又直接任為科委副主任。科學的春天、政治的春天一起到來了。那篇新聞稿也獲得當年全國好新聞。

　　那時處在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在想什么？強烈地想擺脫貧窮，要發財致富。本來經濟發展就是如河水行地，利益所驅，自通有無。這一招，早在春秋時的政治家管仲治齊就大見靈驗，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也大得其利。在一段時期，我們搞社會主義，卻棄之不用。當時國家供應短缺，農民賣一點自產品卻要攆、要抓、要罰，人為地制造窮困。隨著大氣候的變暖，開放集市的呼聲愈來愈高。報上只是試探性地登了一條四指寬的“群眾來信”《是趕集還是攆集》，當日便報紙脫銷，甚至有人上門要加訂報紙。農民趕集時將這張報紙掛在扁擔上作為護身符。冰凍十年的市場，嘩啦一下，春潮澎湃。

　　歷史證明，國門打開多大，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

　　馬克思說：“人們能夠自由地獲得世界范圍內的最大信息，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古今中外，歷來的改革都是先睜開眼睛看世界，從對比中找差距。當俄國農奴制走進死胡同時，彼得大帝發起改革，組織龐大的出訪團巡訪歐洲，而他自己則化裝為一個普通團員隨團學習。清末，當中國封建社會已千瘡百孔，感到不得不改時，也于1866年派出了第一個出國考察團。西方先進文化的信息逐漸吹入國內。然而，近代以來中國對外的大門總是時開時閉，思想也就一放一收。

　　歷史證明，國門打開多大，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五四運動是近代以來最大的一次打開國門，思想解放，直接導致后來新中國的成立；1978年以后中國人再次睜開眼睛看世界，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直接導致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出現。

　　（作者梁衡為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