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越來越多的扶貧項目和資金下撥到基層，當前發生在這一領域的腐敗風險上升。記者近期在多地采訪發現，一些地方基層干部特別是村組干部頻頻將“黑手”伸向扶貧領域，使脫貧對象的“獲得感”被嚴重剝奪。多地檢察機關工作人員反映，相較于扶貧領域公職人員的職務犯罪，對人數更多、范圍更大的村組干部“微腐敗”，懲處起來掣肘頗多，力度也顯不足。（6月16日《經濟參考報》）

　　虛報冒領、截留挪用，乃至“回扣式”腐敗，這些都并非新現象，它與通常所提到的“蒼蠅式”腐敗，其實有不少的重疊之處。應該說，通過一系列的“拍蒼蠅”行動，這類“微腐敗”已有明顯收斂。但從這次媒體的調查來看，其效果顯然還遠遠不夠。畢竟，若隨著下撥到基層的扶貧項目與資金增多，腐敗風險也隨之上升，那只能說過去所長期存在的誘發“微腐敗”的土壤，依然不同程度存在。

　　這類“微腐敗”雖然被媒體特意提出，但在治理上，卻不必過于將之特殊化。一來，再小的腐敗，也是腐敗，其本質上還是由于基層權力約束出現了問題；二來，所謂的“微腐敗”與“大腐敗”其實并不具有天然的界限，要知道，此前就查處了不少在貪腐數量上達到“老虎級”的問題村干部。所以，遏制“微腐敗”，首先還得看到其與腐敗的共性。

　　具體來看，比如，不少扶貧項目和資金，到了基層就要被各方截留、冒領。其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這種資源在下撥過程中的“流失”，往往并非僅僅發生在村干部這一個環節，而是自上至下行成了一個“雁過拔毛”式的資源下沉鏈條。這種現實生態中，顯然就構成了一種“利益均沾”的慣性，村干部層級的“微腐敗”不過是最后一道程序。由此，不但一些村干部變得“肆無忌憚”，上級部門的治理積極性更是難高估。所以說，要治理“微腐敗”，首先還得從“上面”的權力運行監督破題。

　　此外，“微腐敗”也與具體的扶貧項目、政策有著重要關聯。典型例子是，若是搞“大水漫灌”式扶貧，由于資源發放上欠缺精確性，后續效果評估也嚴重不足，自然就給基層“微腐敗”提供了可乘之機。而現在強調的是精準扶貧，在資源發放、扶貧發力與扶貧效果的評估上都有了更高的要求，若能夠嚴格落實，定將能進一步壓縮各種“跑冒滴漏”的空間，“微腐敗”便自會趨于式微。

　　當然，“微腐敗”的發生，雖然與整體性的權力約束機制有關，但畢竟發生在基層，離不開具體的社會大環境，亦有其“個性”的一面。如當前，由于不少地區的農村青壯年與精英流失嚴重，導致基層事務中的民眾參與質量不高，也為“微腐敗”的發生埋下了伏筆。就此而言，從宏觀層面激活農村社會的活力，確保村民的自治權利落到實處，當是徹底遏制“微腐敗”不可回避的一點。同時也要看到，很多資源或政策的在下沉過程中，由于信息的不對稱，也導致村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意識嚴重不足，令“微腐敗”更加有恃無恐。因此，在扶貧的過程中，提高政策、信息的發布與公開力度，增強民眾知情權的保障，同樣是壓制“微腐敗”的重要一著。

　　從腐敗的共性來看，“微腐敗”的發生，不過是社會整體權力運行狀態的一個側面展示，并不具備獨立性；而從其所發生的場域來看，其又與基層的社會生態密不可分。因此，要有效遏制“微腐敗”，提升基層民眾的“獲得感”，還得堅持這兩者“共性”與“個性”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