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廣東韶關湞江公安分局東河派出所民警接到報警稱，轄區某樓房內，一女子近期因父母離世姐姐冷漠，產生了輕生念頭。并且在網上利用文字方式進行自殺“直播”，希望引起姐姐的關注重視，并拒聽親友的一切來電。情況緊急，警方立刻趕往現場處置，幸運的是，在民警趕到之前，有家屬已到場安撫涉事女子。（2月18日《信息時報》）

　　當事人在網上進行自殺“直播”，是因為父母離世，姐姐漠視不管，從而心灰意冷，一時想不開。自殺的理由看起來沒問題，但其目的是為了引起姐姐關注重視，這說明實質上是在拿威脅生命的方式通過公共平臺引起更大范圍的重視，把直播自殺作為擴大影響，讓姐姐知道的一個重要途徑。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殺的真實性，增加了“秀”的成分。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擠占了公共資源，而且還過度消費了關注群體的同情心。

　　即使當事人不是惡意為之，即使自殺的真實性能夠保證，但從個體維權的私利救濟角度來看，這種為達到個人目的，滿足個體訴求，下意識公開直播“自殺”的極端行為，對于當事人來說，或許能達到引人關注重視的目的。但對于社會來說，其嚴重擾亂了公共秩序，讓公眾為其極端行為買賬，這實際上是以個人私利行為要挾社會為其一己之私濫用了公共資源，浪費公眾愛心，是對公共資源和公眾愛心的嚴重透支。

　　外界得知直播自殺的消息后，都會去極力營救，并且為之擔憂。關注的群眾會奔走呼救，費心溝通，警方會抓緊時間出警，積極營救。但想想，因為自己一時情緒低落，無法疏通心意，想喚醒姐姐的冷漠，就去消耗關注群眾的人力物力，擠占有限的警力資源，嚴重干擾警方正常調度，這難道不是對公共資源的嚴重浪費？當事人或許并沒有想這么多，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看出一些人在“浪費公共資源行為”上，有思想意識上的短缺，這也是此類事件頻發的主觀因素。

　　當事人輕生的念頭實際上是父母離世、姐姐漠視帶來的孤獨感、漠然感在作怪。之所以選擇輕生是因為他們自認為自己的問題別人根本無法幫助解決，但又需要一個可以訴說的機會，尋找一個可以認真聽他講話的對象，迫不得已選擇了直播自殺這種極端行為。這種人其實需要的是來自他人的關注、關愛和同情，正常情況下，這種需求的合理性無可厚非。

　　但通過直播自殺這種極端行為博得他人關注，把自己的痛苦放大，只會讓別人被動的承受你放大的痛苦，從而過度消費公眾的同情心。而且，此類事件繼續頻發，只會讓公眾徒增無奈和反感，讓公眾鄙視其脆弱和懦弱的本質，而且導致心理疲倦，回應疲勞，從而越來越讓人失去同情心，愈來愈不得人心。公眾的愛心被透支，會讓社會多一份冷漠，少一份關懷，這對那些真正需要幫助，并通過正常渠道求助的弱者是不公平的。

　　社會應該幫助弱者，公共資源也有責任傾向弱者，這是一個社會走向公正必須支付的成本，也符合社會的大利益。但公共資源合理的耗費必須是以正常的渠道獲取，要以尊重公共資源為前提，而不是通過極端的行為給社會增添不和諧符號，徒增悲哀，讓社會付出額外代價，那這才是真正的對公共資源和公眾愛心的透支。而且現實中，獲取幫助的正常渠道有很多。當事人可以向朋友傾訴心情，向媒體控訴姐姐不孝，尋求單位、社區和公眾的溝通和關愛，自有合理的公共資源挪出來幫助她，公眾也會給予她實際的關懷和愛心，這樣才能緩解自身固執和厭世的情緒與心理，挽救她們自己。我們要清楚社會一直都在給弱者“麥克風”，并愿意伸出援助之手，關鍵在于他們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