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國不少城市都患上了“大城市病”，人口擁擠帶來的交通擁堵便是病征之一。“征收交通擁堵費”的聲音近年來也從未中斷過。這次，仇保興先生為廣州治堵開出的藥方也如此。

　　從2003年2月17日起，倫敦確實開始征收市中心交通擁堵費，但我們不能因為廣州比倫敦人口多三倍，就斷言遲早也要征收擁堵費——決定一個城市人口、交通狀況的因素有很多，因此治理不能頭腦簡單，何況倫敦征收擁堵費以來的治理效果也并不理想。

　　倫敦在征收擁堵費初期，當地擁堵情況有所緩解，但也逐漸暴露出一些問題。比如，這種治理模式的管理成本比較高，倫敦用于擁堵費行政管理的支出上升到1.6億英鎊，而用于巴士和交通流量改進的資金不足1000萬英鎊，因此受到批評。尤其是隨著時間推移，2006年倫敦交通速度回落，擁堵又開始嚴重。 所以，不能拿一種不太成功的國外經驗讓國內城市來學。治理中國“大城市病”，必須從國情、“市情”出發。本土“大城市病”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公共資源在城市中心區過于集中，導致人口扎堆、交通擁堵，如果城市公共資源的分配布局是合理、均衡的，人口還會這樣扎堆嗎，交通還會這樣擁堵嗎？

　　在我國的大城市中，目前北京正在較早地通過疏解非首都功能來緩解城市人口、交通等壓力，盡管治理效果還有待后續觀察，但通過疏解城市部分公共資源以疏解人口，其大方向是正確的。至于實際疏解效果，則取決于城市管理者是否愿意把更多公共資源向外疏散。

　　關鍵問題在于，大城市的管理者是否愿意把更多公共資源分散到其他地方？因為公共資源對一個城市來說具有很多意義，比如，政府財政收入、GDP增長就必須依靠城市商業資源，而商業資源又離不開行政等公共資源，如果一個城市舍不得分散公共資源，人口壓力、交通擁堵等問題就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無論是征收擁堵費，還是車輛限牌、限行，都是減損公民權益的做法，如果不先從城市規劃、資源分配、道路設計、交通管理、公共交通等方面想辦法，一味減損公民權益，必然會被質疑和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