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省畢節市這兩年因留守兒童不斷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記者針對這些情況進行了蹲點采訪。采訪發現，政府并非對留守兒童不聞不問，相反，在許多地區，留守兒童已成為政府包辦事務，而一些家長也抱有這樣的想法。（9月15日新華社）

　　留守兒童問題為何成為政府包辦事務？這一問題恐怕會引起許多人的誤解。一般看來，政府有必要提供公共服務，有必要肩負對弱勢者的救護義務，當家庭喪失其功能，留守兒童無所依靠之時，政府當然不能坐視不理，政府接管留守兒童乃是理所當然。而且，留守兒童之所以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與我們國家社保制度、戶籍制度、教育制度有直接的關系，既然政府無法改革相應的制度，就需要承擔制度的后果。

　　但是，恐怕許多人沒有意識到的是，在家庭與政府之外，留守兒童應當還有一重救護機制，就是社會。這里所說的社會，并非廣義上的社會，而是農村世界中由倫理、親緣、鄰里紐帶所結成的社會機制，也就是農村社區。一個正常、良性的社會，應當是三位一體的，個體、社區以及政府，三者互動配合，結成公民權利保障之網，缺一不可。個體自由與政府功能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社會的功能卻往往不為人注意。實際上，社會的重要性不亞于個體自由與政府權力二者，一方面，社會可以保護個人權利免受政府公權力的侵凌，另一方面，社會也可協助政府整合、救護個體。社會其實是一個中介，連接起政府權力與個體權利。

　　而就留守兒童問題而言，當家庭功能喪失之后，政府對留守兒童的責任固然義不容辭，但農村社會也應當承擔起救護留守兒童之責任。所以，留守兒童成為政府包辦事務，折射出的，是鄉村社會的衰落。

　　鄉村社會衰落主要表現為鄰里關系破裂、傳統倫理秩序瓦解、血緣與親情紐帶淡薄、鄉村組織資源流失、鄉村人口銳減等等方面。當然，傳統鄉村社會呈現出弱聯系的形態，鄰里、親族之間的義務并不是強制性的，而鄉村社會所提供的救護機制也并不是法律性的，但是，這種精神性、倫理性價值不可忽視。而且，在現實中，傳統的鄉村也確實呈現出一種雖然脆弱、但也隨處可見的溫情與共同體精神，這種精神可能會成為個體自由的羈絆，但它也往往發揮出救護弱者、維系秩序的功能。

　　鄉村社會衰落，鄉村傳統的倫理秩序與公共精神喪失，所帶來的后果是，雖然個體的行為可能更加自由，但是，首先，傳統上鄰里守望相助的溫情被冷漠取代，親族相攜的慣例被金錢邏輯擠壓，家庭成為個體唯一的港灣，如果家庭破裂，家庭成員可能就會陷入無所庇護的境地，正如留守兒童所面臨的困境，在這種情況下，救護的責任與義務將全部壓在政府頭上，逐漸成為政府無法承受之重。其次，如果鄉村社會衰落，鄉村中間環節缺席，個體就不得不直接面對政府公權力，一旦公權力異化、濫用，鄉民權利必然難以得到保障，近年來，農村因各種矛盾導致鄉民權利嚴重受損與此不無關系。再者，傳統的社會紐帶瓦解，必然會有新的替代性力量進入，由倫理、親緣結成的秩序喪失，就會使得黑惡勢力有可乘之機，在許多農村，這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就此而言，可以說，鄉村社會衰落、鄉村倫理秩序瓦解將加劇留守兒童危機。這不僅表現在留守兒童得不到鄉村社區的救護，而且表現在留守兒童已成為本應對其施加保護的鄰里、親族傷害的對象。前不久，貴州留守姐弟被殘忍殺害，而作案者與受害人有親屬關系，警察調查發現，受害女孩早先已受到過鄰居老人的性侵。這一系列事實無疑是對上述論斷的最好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