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節小長假，鄭茜花了4000多元，又向單位請了3天假，撇下老公，從西藏拉薩飛回了河北張家口。這一次，她可以和5歲的女兒相處6天，而下一次見面就是暑假了。在她眼里，在幾千公里外由爺爺奶奶照顧的女兒，其實也是名“留守兒童”，只不過生活在城市里而已。（4月25日《中國青年報》）

　　長期以來，留守兒童通常和農村關聯在一起；“城市留守兒童”盡管從概念上看頗為新鮮，卻成為一種尷尬的現實。即使在工作環境相對寬松的高校，依然有不少“青椒”的孩子成為“城市留守兒童”；筆者就有好幾位同事在武漢生活，年幼的孩子托付給遠在恩施、荊州等地的父母“隔代寄養”。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認為，中國的家庭結構是一個三角形，父親、母親和孩子分別是三個角，它是最穩固的結構，也是最脆弱的結構。一旦家庭結構出現破裂，家庭功能就會缺失。“城市留守兒童”和父母分隔兩地，物理的距離不可避免會帶來心理上的距離感和隔閡感，從而導致親子關系處于一種脆弱甚至緊張的狀態。

　　父母有養育孩子的法律義務和道德責任，這種養育不僅體現在經濟上的消費，還包括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的引導與陪伴。只不過，許多父母為了讓孩子過上更好的生活而奔波操勞，難以陪伴他們成長；父母長期不在孩子身邊，不僅會造成親子關系淡漠疏遠，也會影響孩子精神世界的發育和建設。

　　“城市留守兒童”成為“三不靠”、“三不管”的邊緣群體，游走在國家、市場和社會的夾縫地帶。在生存生態短時間難以得到根本改變的前提下，指望父母從生計壓力中解脫出來無異于癡人說夢；那么，“城市留守兒童”如何走出精神荒島？純粹依靠市場力量收費偏高、缺乏安全保障，完全依靠公共部門“制度補血”難以為繼；只有多元合作共治，才能緩解年輕父母的“失陪”困境。

　　在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社區養老、社區托幼都較為完善和成熟。讓孩子淪為“城市留守兒童”，是年輕父母無奈而艱辛的“次優選擇”；如果社區、公共部門能夠提供優質、低價的托幼服務，家長自然愿意將孩子“送出家門”。在社區托幼中心，“城市留守兒童”能得到及時的看護與照料，有效地消解了年輕父母的“后顧之憂”。

　　對于孩子來說，父母陪伴的時間越少，得到的愛與關心就越少。一個精神世界缺乏光亮和溫暖的“城市留守兒童”，如何去贏得他的人生？消減“城市留守兒童”的艱辛和悲情，固然需要健全公共服務、發展社區托幼，也需要家長們實現價值排序的更新，努力實現拼搏奮斗和照顧孩子的有機銜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