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在經歷高速增長之后，發生了發展階段的變化。隨著人口紅利的加速消失，傳統經濟增長源泉不再能夠支撐以往那個量級的增速，旨在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創新發展，雖然是更可持續的增長速度，但將處于逐漸下降的趨勢。在新的發展階段創業、創新以及調控增長，現實中的企業和政策決策者，應該改變關于經濟發展的思維方式。

　　第一個是順應經濟發展的“趨中律”

　　所謂趨中律，本來是一個生物學規律，即后代對父母生物學特征的遺傳，依據一個回歸到均值的軌跡，即不會繼續擴大父母的突出特征，而是向平均水平靠攏。這個趨中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也有反映。例如，前幾年美國經濟學家薩默斯寫文章說，中國經濟經歷了異常的高速增長后要回歸均值，這個均值，他指的是世界平均增長率。他講的道理是對的，但是預測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很快回歸均值，則屬于誤判。

　　我們對從現在開始到2050年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做了一個估算，可以看到回歸均值的長期趨勢。但是，這個過程是長期而緩慢的，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的經濟增長將顯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至少仍屬于中高速。不過，在這個緩慢減速的過程中，企業行為和企業家的思維需要有所調整。

　　第二個是強調企業提高生產率，而非僅僅追求利潤

　　過去對企業來說，主要是要找到別人還沒有涉及、利潤還沒有充分實現的領域去投資，使其利潤超過社會平均水平。如今，在新的增長常態下，這樣的機會仍會有，但已不像以前那么多了。所以我們要從“皆為利來”轉向“皆為率往”，這個“率”就是全要素生產率。企業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才能夠具有真正意義上的競爭力。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以獲得新的競爭力，有兩種方式。第一，沿著生產率提高的階梯把生產要素在產業、部門、行業以及企業之間轉移。也就是說，產業結構調整要尋率往高處走，而不是在逐利中往低處走。第二，我們現在必須擁抱創造性破壞。其實在任何發展階段上，全要素生產率都在提高，但是在高速增長時期和高質量發展時期，生產率提高的方式和來源是不一樣的。現在，越來越多地需要靠企業的優勝劣汰來提高生產率。

　　在中國的人口紅利消失之前的高速增長時期，主要的生產率提高來自于資源的重新配置。在產業之間的這個消長過程中，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提高的同時，總體來說沒有那么多的創造性破壞，更多屬于帕累托改進，參與各方都得到改善。但是到了今天，企業和企業之間的創造性破壞，即生死和進退，越來越成為生產率提高的主要來源。

　　第三個是打破“滲透經濟學”的神話

　　傳統經濟學有個隱含的假設，即技術變革會自然而然地在一個經濟體內部傳播，從而可以不斷滲透并達及所有部門和企業。這種觀點認為，既然每個部門和企業之間都存在著投入產出和市場交易關系，每個個體都處于網絡中的一個節點位置，因而可以相互連接在一起，所以技術進步不會使任何市場參與者被排除在外。事實上，在以多樣性著稱的生產和交易活動中，經濟活動主體具有顯著的異質性，它們之間的關系并非同質和對稱，因而也并不具有相同的連接性。就是說，技術進步的成果并不必然會滲透到社會的所有領域，從而也不意味著可以自然而然地促進整個經濟體的創新發展。

　　因此，為了提高單個產業、行業或企業與網絡的連接性，加強技術進步和創新在產業之間、行業之間以及企業之間的滲透性，政府應該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把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相結合，既發揮好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也履行好政府必要的職能。

　　第四個是要學會接受勞動力市場制度

　　過去人們習慣認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意味著所有的要素都以相同的方式表現出來，價格由相對稀缺性來決定。其實，勞動力由于以人為載體，因而是一種特殊生產要素。正如經濟學家馬歇爾所說，一塊磚頭用于建宮殿還是用于修下水道都不重要，磚頭不會有什么不同感覺；但是，勞動力被如何使用，處于何種勞動環境中，勞動者自身是在意的。

　　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史都表明，在勞動力要素的配置中，勞動力市場本身和勞動力市場制度都起著重要作用。我們所熟知的最低工資制度、勞動相關法規、集體談判制度等，都屬于勞動力市場制度的內容。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勞動力市場制度曾經受到忽視，但到了更高的發展階段，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且出現了勞動力短缺現象，勞動力市場制度的作用必須得到增強。各國在經歷發展階段的轉折時，都顯示出這種轉變有必然性。

　　（作者蔡昉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