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幫”后不久，任仲夷出任遼寧省委第二書記。1979年，當其他地方還處于談“富”色變狀態的時候，任仲夷在遼寧全省開展了一場“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讓不讓富、會不會富”的致富大討論。隨后，遼寧省委做出了允許個體經營，大力發展集體所有制企業，為國營企業“松綁”等指示，并要求各職能部門為農民致富解決實際問題。當時遼寧省委的目的很明確：不僅允許老百姓富，而且還要鼓勵他們千方百計地致富。

　　隨著農村抓富、城市抓活等一系列政策的推進，到1980年初，遼寧城鄉人民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部分地方的農民開始富裕起來，出現了如營口市郊黃旗大隊這樣的“百萬莊”(大隊公共積累一百五十萬元)，良種標兵劉萬生等典型集體和個人。就這樣，在遼寧任職的幾年時間里，任仲夷與同事們一同創造了全國輿論看《遼寧日報》，農村抓富看遼寧的動人景象。

　　主政廣東之后，任仲夷繼續大力落實黨的富民政策，迅速打開了廣東改革開放的嶄新局面。任仲夷堅持認為，只有農民富了，社會才能穩定，城市才能繁榮，其他改革才可能全面實施。因此，任仲夷在廣東上任伊始，就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突破口，親自抓推廣農業專業戶經驗的活動，通過召開全省專業戶表彰會，營造敢富、會富的社會環境。隨著魚、蘋果等農副產品市場經營的開放，部分專業戶率先富裕起來，“萬元戶”一時成了當時議論的熱點，很多人把它看作是一種“資本主義傾向”，認為是產生“兩極分化”的溫床。針對這樣的質疑，任仲夷明確指出“靠勞動致富是件大好事”，與資本主義少數人占有生產資料、取得勞動者的剩余價值致富的方式是不同的，提出“‘萬元戶’不算富,富了還要富”的口號。這句話給剛剛走上致富道路的專業戶們吃了“定心丸”，鼓舞了他們的致富熱情。

　　任仲夷的富民思想來源于他對“國強與民富”之間辯證關系的深刻認識。他經常在干部群眾中闡述“國強與民富”的辯證法，指出民富則國強，要國強，首先要民富。他曾說：“只有國家和個人都富裕起來，才是真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