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有關部門三令五申，但“奇葩證明”依然無法杜絕。福州一男子赴日探望女兒需要“與在日親屬關系的公證書”，但該男子到公證處開公證書時，竟被要求到戶籍所在地派出所開具證明，證明“你女兒是你女兒”。該男子很納悶，難道正規的身份證和戶口本，公信力還不如一張證明嗎？（7月12日中國新聞網）

　　“奇葩證明”所凸顯的問題中，除了有關部門隨意設卡亂作為之外，更需要引起我們關注與思考的，是為什么常規身份文件公信力抵不上一張證明。

　　“奇葩證明”之所以被認為“奇葩”，在很多時候并不是因為其需要證明的事由有多奇怪，而是因為常規文件，例如身份證、戶口本足可以證明的事情卻被要求出示證明。也正是這一點最令社會不解。相比之下，那些常規文件無法證明的事由被要求出示證明，即便奇怪，實際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常規文件足可以證明的事情被要求出示證明，這是否說明了常規文件在某些機構及辦事人員看來喪失了法律效力？恐怕也不能這么說。但顯而易見的是，在很多索要“證明”的機構和辦事人員看來，常規文件的法律效力是不夠的。但這里所說的法律效力，并不只是其證明力，還包括另一種功能，劃分責任歸屬與規避責任風險的能力。

　　公共事務管理于管理者是一種義務，而義務的背后又隱藏著責任與風險，畢竟，如果公共事務管理出現錯誤，就需要辦理具體事務的人員承擔責任。在這種情況下，規避風險、厘清責任歸屬對于相關的機構和人員來說就相當重要，畢竟這事關機構的聲譽、領導職位的升遷與其他人員的職業生涯。

　　但問題就出在這里。常規文件本來應該不僅具備證明能力，而且應該具備責任劃分能力。也就是說，常規文件不僅應該被公共管理機構采信，而且應該為公共管理機構及辦事人員免除某些責任。具體而言，如果一個人攜帶的是虛假的身份文件，而公共管理機構的辦事人員采信了這份身份文件，那么他應當被免責，畢竟，對于很多公共管理機構辦事人員來說，他沒有能力辨別身份文件的真偽，而且，實際上也沒有這個義務。

　　但現實中很多時候，常規文件并不能為辦事人員免除責任，一旦出錯或者采信了虛假的身份文件，他們需要為此承擔責任。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只能要求出示一份額外的“證明”，將責任轉嫁出去。而之所以現實中的許多“證明”需要由社區或者公安部門開具，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些常規文件多是由這些機構所出具，很多人看來，他們有能力，也需要為這些文件的真實性提出證明。就此，根本上來說，很多“奇葩證明”真正證明的，并不是證明中所記載的事由，而是常規文件的真實性。

　　所以，我們不能一味譴責一些公共機構辦事人員規避責任的考量，在責任歸屬不明確的情況下，自我保護的本能勢必占據上風。

　　根本而言，還是個政府機構權責界限與歸屬不明確的問題。權力界限不明確，導致權力濫用；責任歸屬不明確，導致責任轉嫁與自我保護，二者共同促成了“奇葩證明”的泛濫。但社會往往更關注上述問題中的前者，而忽視了后者。而且，中央在解決“奇葩證明”的問題時，也主要從限定權力這方面入手。但實際上，責任歸屬不明確的問題不解決，公共服務機構內部的困擾與轉嫁責任的需求就不會消弭，而這種困擾與需求必然會轉化為社會與公眾的困擾與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