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十三五”時期的五大發展理念當中，創新位居首位。為什么要把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習近平總書記在“科技三會”的講話中明確提出：這是我國發展的必然選擇——是應對發展環境變化、把握發展自主權、提高核心競爭力的必然選擇；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破解經濟發展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必然選擇；是更好引領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選擇。

　　習近平總書記在不久前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提出，一個沒有發達的自然科學的國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個沒有繁榮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國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他說，哲學社會科學要提倡理論創新和知識創新，鼓勵大膽探索，開展平等、健康、活潑和充分說理的學術爭鳴，活躍學術空氣。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不創新不行，創新慢了也不行。如果我們不識變、不應變、不求變，就可能陷入戰略被動，錯失發展機遇，甚至錯過整整一個時代。

　　本期《思想者》繼續邀請學者就“創新新常態”發表自己的看法，以饗讀者。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創新不行，創新慢了也不行。如果我們不識變、不應變、不求變，就可能陷入戰略被動，錯失發展機遇，甚至錯過整整一個時代。

　　從產品品類的更新迭代，到經濟結構的轉型優化；從產業模式的置換再造，到管理方式的蛻變轉身；從商業形態的進化升級，到文化理念的躍進升華；從微觀層面的制度重塑，到宏觀視域的強國富民，攜帶著巨大創新能量的科學技術已經并將進一步向人類經濟與社會肌體進行更為寬泛與更加深入的滲透，其最終牽引出的是排浪式創新熱流、普惠式智慧成果以及持久性改良動能。

　　阿喀琉斯之踵

　　科學技術被稱為是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和有力杠桿，而科技創新則是影響與決定著一國的經濟與綜合實力的核心支撐。創新強則國運昌，創新弱則國運殆。由于多種原因，我國與歷史上的重大科技革命失之交臂，也曾承受過科技弱致國力弱的痛苦與災難，因此，當全新的科技革命如今降臨到人類面前時，中國不但不會回避與躲閃，還會主動地承接與面對。

　　掃描全球，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制造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正在向著所有領域廣泛地植入與滲透，帶動了以綠色、智能、泛在為特征的群體性重大技術變革，并將引發國際產業分工的重大調整；與此同時，一些重大顛覆性技術的不斷涌現，帶動著產業化進程不斷加速以及新的產業組織形態和商業模式的層出不窮，并正在深度重塑世界競爭格局、改變國家力量對比，創新驅動成為許多國家謀求競爭優勢的核心戰略。如此格局，倒逼著中國必須將科技創新提升到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核心位置，并將其義無反顧地強化為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是更加激烈的科技競爭，如果科技創新搞不上去，發展動力就不可能實現轉換，我們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就會處于下風。”

　　的確，業已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在傳統供給側所能獲得的發展動力正日漸式微，長期以來主要依靠資源、資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支撐經濟增長和規模擴張的方式不僅不能持續，而且邊際經濟效應正在發生顯著遞減，經濟發展為此需要尋找與拓展出新的引擎與動能，而最為明智的戰略之舉就是，將實現經濟增長的低成本要素驅動盡可能快速地切換到創新驅動尤其是科技創新的動力上來。一方面，要通過科技創新增加產業轉型的技術供給，提高全要素的生產率，放大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益；另一方面，要通過科技創新實現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突破資源和環境的瓶頸約束，特別是要通過關鍵技術和原始創新能力的提升，拓展出利于經濟結構優化的新的生產方式與商業模式。

　　應當承認，我國綜合國力已升至世界前列，并已形成完備的產業體系和龐大的制造基礎，加之我國還具有超大的市場規模、多樣化的消費需求，科技創新的著陸空間十分廣闊。更為重要的是，我國科技發展正處于從量的增長到質的提升的躍升階段，科研體系日臻完備，人才隊伍不斷壯大，實現科技創新的技術基礎已較為充實與穩定。然而，如同習近平總書記一針見血所指出：“我國創新能力不強，科技發展水平總體不高，科技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能力不足，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這是我國這個經濟大個頭的‘阿喀琉斯之踵’。”時代已經做出了呼喚：快速行走了30多年的中國經濟巨人不能因為科技養分的不良而蹩腿跛行，更不能因為科技能量的供給不足而疲軟倒下，而必須在科技創新的支撐之下走得更加穩健與闊步。

　　創新中的“孤島”

　　如果說創新能力不強構成了我國科學技術一大軟肋的話，那么創新“孤島”即創新成果不能及時而有效地轉化為經濟價值，則是又一個人所共知的現實短板。為此，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科學研究既要追求知識和真理，也要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和廣大人民群眾”“科技創新絕不僅僅是實驗室里的研究，而是必須將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動力。”

　　不錯，科技創新需要“頂天”，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破譯未解難題；也要“立地”，即面向國家戰略需求，在全球競爭中贏得主動；還要“惠民”，即面向經濟發展主戰場，為百姓與社會創造更多財富。但對于任何一國而言，以上“三個面向”中，面向經濟發展主戰場恐怕應該是最重要和最為緊迫的。“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如果科學研究僅僅滿足于提出新穎的想法，或者寫出鞭辟入里的技術報告和發表擲地有聲的思想論文，以及形成束之高閣的專利技術，這種游離于社會經濟活動之外的科研行為與成果，最終也就是研究者的自我欣賞，雖然不乏喝彩與共鳴之聲，但也難逃資源與創新的浪費之憾，自然就不可獲得留存于史的價值。不僅如此，我們還需明確意識到，當代科研成果轉化周期越來越短，一項科研成果如果在轉化周期內沒有轉化為生產力，其經濟潛能就會很快衰減。也正因為這樣，那些昨天看上去是貴如黃金的科研寶貝，到了今天或者明天就可能成為一文不值的敝屣。

　　反觀國內，在全世界的排名座次上，我國的發明專利申請量位居第一，科技論文的數量位居第二，不過，在專利與論文數量大幅躍升的同時，我國的創新能力并未同步提高。彭博社的有關統計結果是，在去年全球創新能力50強的國家中，中國僅居第22位，不僅遠遠落后于美歐國家，也大大跑輸亞洲地區的韓國、日本和新加坡等國，而且這樣的位次與我國的科技存量資源的確也不匹配。如此尷尬的結果無疑與科技成果的轉化能力薄弱以及轉化的體制機制不暢直接有關。權威數據顯示，目前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不足30%，而先進國家這一指標卻高達60%至70%。當然，人們也清晰地看到，數據背后折射出了這樣一種鏡像：高校或科研院所的研發成果過于前沿，企業用不上；而國內企業在生產過程中遇到的很多技術難題，高校和科研院所又不愿去做或者無力去做。科技成果與市場需求脫節的 “兩張皮”現象十分顯著。

　　疏通落地的經緯脈絡

　　作為科技創新的主體，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員應當站在產業化、商用化的高度來審視與設定自己的技術路線，并推出有助于解決企業實際問題特別是重大瓶頸問題的應用技術。

　　但是，由于身份的限制與角色的固化，更由于分配機制的激勵力度微弱以及發現協同對象所產生的不菲搜索成本，國內科研人員其實非常缺乏轉化科研成果的積極性與主動性。但比較而言，一項外部成果的植入與轉化，帶給企業的效果卻格外顯著，其或者是一個新產品的問世，或者是一條生產線的誕生，甚至是一種商業模式的建立。因此，在與科研院所和高校互聯互通過程中，企業理應表現出更多的主動；尤其是在與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構建產業技術創新聯盟、新型研發機構以及成果定制等方面更應該走在前面。而對于高校與科研院所而言，一方面應當建立內部專門的科技成果轉化機構和職業化技術轉移人才隊伍，專司與企業的協同合作之責，另一方面要加大對科技人員科研成果轉化的激勵力度，保證落實《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中“將完成、轉化職務科技成果的現金和股權獎勵最低比例從20％提高到50％”的最新規定。

　　當然，實現科技與經濟的對接遠非科研機構與企業二者之間的協同所能濟事，還需要政府管理職能的充分協作與高效配合。首先，政府應當最大程度地釋放自身在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中的引導作用，除建設一批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范區，探索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與模式，還要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科技成果產業化基地，完善基層承接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平臺和機制。其次，要構建和完善專業化的科技成果轉化支撐服務體系，包括發展研發設計、中試熟化、創業孵化、檢驗檢測認證、知識產權等各類科技服務；構建線上與線下相結合、專業化、市場化、網絡化的技術和知識產權交易平臺，為高校、科研院所提供科技成果掛牌交易與公示，解決成果交易流通與市場化定價問題；鼓勵區域性、行業性技術市場發展，完善技術轉移機構服務功能；大力培育專業化技術經紀人隊伍等。第三，開展科技成果信息匯交與發布，以各級政府的財政科技計劃成果和科技獎勵成果為重點，發布一批能夠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投資規模與產業帶動作用大的重大科技成果包，探索市場化的科技成果產業化路徑。

　　必須特別強調的是，相比于小型技術或者專利轉化為“雙創”成果而言，擁有核心技術的大型企業或者重大科技成果不僅有著相對強大的市場風險承受能力，而且還能形成更為顯著的科技引爆效應，諸如國外的微軟、谷歌和臉譜以及國內的阿里巴巴、華為等企業無不是圍繞自己的核心技術創新建立了若干個中小企業與其緊密協作的完整產業鏈條，進而催生了跨界的產業組合，由此對經濟體的擴張發揮了十分迅猛的催化作用。

　　因此，在推動科技與經濟對接的過程中，應當重點扶持與打造具有核心技術的新型經濟平臺巨臂，并鼓勵建立跨行業、跨領域的新型產學研用聯盟，開展關鍵共性技術攻關；同時鼓勵支持龍頭骨干企業、科研院所和高校開放資源平臺，構造和輻射出若干個生態經濟圈。

　　個人認為，金融政策應是科技成果轉化的一枚強大催化劑。從現在來看，更多的財政資金與企業自投資金都匯集在了科技孵化階段，而成果的轉化和中試階段往往資金支持不夠或不濟。因此，除了增加相應的資金投入份額，還應充分發揮好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的作用,并通過創新投貸聯動、眾籌等科技金融手段拓寬資金市場化供給渠道，同時創建包括天使基金、創業投資、擔保資金和政府創投引導基金等覆蓋創新鏈條全過程的金融服務體系。另外，政府應當通過股權激勵等手段鼓勵科研機構和企業將存量研發資金流轉到轉化與中試環節，以在提升資金總體配置與使用效率的同時，密切科技與經濟的關聯共振度。（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