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齊魯晚報》報道，三次價格聽證會，青島市民王秀麗三次都被抽上，這真的是巧合嗎？16日，微信朋友圈里一則信息稱，青島市物價局地鐵票價聽證會公開造假，在島城引起廣泛關注。16日夜間至17日白天，青島市物價局發布多條官方回應稱，三次聽證會符合條件的報名人數分別為18、28、20人，被抽中概率較高。王秀麗本人表示，只是每次聽證都報名而已，今后還會報名參加聽證會。

　　類似的情況在“開門立法”之中屢見不鮮，2013年，有記者統計發現，3年多來，廣東省人大網立法專網對24項條例30份征求意見稿公開向社會公眾征求意見，其中零意見的8份，約占總量的26.7％，發表意見人數只有1人的20條，最多的也只有2人在線提交意見。2013年以來，合肥市對外公開征求意見的8項立法草案中，近一半在征求意見環節，參與市民人數不到100人。從修改失業保險，到城市綠化，從房屋租賃，到戶外廣告設置，盡管每一項都與公眾的利益息息相關，但民聲卻悄然無聲。

　　“三上聽證會”不免讓人懷疑，之前被人詬病的“聽證帝”又翻版上演。不過，從調查的情況來看，涉及面廣而利益關聯重大的地鐵票價聽證會，符合條件的報名人數居然不到二十人，如此小的參與基數，也難怪會出現“三次皆中”的高概率。所謂的聽證民意，在實際過程中卻是“少數人的游戲”。公眾對公共事務參與熱情不高，這樣尷尬場面的原因何在？

　　表面上看是公眾的公共責任意識不強，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度不高，本質上還是對公共決策缺乏信任，失望之余“用腳投票”。如果一個人形成了“公共決策就是程序圍繞結果轉”的觀念，那他就會對程序正義缺乏信心，抱有“參不參與都一個樣”的心態。這種思維定式的產生，并非無緣無故。現實中，聽證也好，征求意見也罷，有“敷衍嫌疑”的個案有很多，比如2011年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征求意見時收到23萬多條意見，預算法修正案（草案）所征得的意見更多，但最終結果卻與公眾訴求相差甚遠：個稅的調整幅度十分有限。

　　其他如收入分配改革等重大政策的調整，盡管民意洶涌但實際進展不大，很多意見也未能得到體現和落實。至于歷來被人詬病的一些價格“聽證會”，成為心照不宣的“漲價會”，階梯價格也好，公共費用的調整也罷，聽證的結果與多數人的意見完全背離，似乎很難與民眾愿望相切合，正是過多程序性虛以應對的例子，使人對聽證程序失去基本信任，就算事關切身利益也懶得參與，以免被當作提線木偶。

　　在公眾權利意識越來越強的背景下，申請參加聽證人員“屈指可數”的狀況顯然極不正常，也不利于形成開放透明的公共決策機制。基于此，破解信任荒是必須解決的重大課題，這對公共決策的開放化、透明化和民主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務之急，就是要在具體公共事務的決策和立法過程中，真正體現對民意的尊重。除了要對征求的意見進行梳理和歸納，還要對未能采用的原因進行解釋，以打消公眾心頭的疑問。同時還應暢通民意交流與溝通的渠道，建立上下信息共享的機制，為建立互信打下堅實的基礎。有了建立信任和消除誤會的平臺之后,才不會出現“三上聽證會”之類的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