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時刻新聞記者從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獲悉，11月10日，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曾愛云、陳華章故意殺人案二審宣判：駁回上訴，維持原判。（11月10日紅網）

　　該案一審宣判后，曾經的死刑犯曾愛云被釋放出來。但曾愛云對一審判決不服，提出上訴要求徹底的清白。但二審“維持原判”的結果，對曾愛云而言，或許有點不清不白；但對司法而言，疑罪從無案并不能等同冤案，其中的疑點在現有證據條件下無法排除，徹底的清白就難以實現，這是對法律和歷史負責所應有的態度。

　　案件證據存在疑點，無法形成完整的證據鏈，就只能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95條第（3）項的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這是司法權相互制約的具體體現，更是人權司法保障之必須。與“寧可錯殺一千也不能放過一個”的惡法相比，善法的溫情就在于“不放縱任何一個有罪的人，也不冤枉任何一個無辜的人”。

　　曾愛云案之所以被列為偵查對象，在于案發現場確實收集到了與他相關的證據，如案發現場椅子后背提取到曾愛云的指紋；地上提取到一塊殘缺的鞋印與曾愛云的相符；在曾愛云褲子口袋中發現一根種屬與作案的棕繩一致的纖維。而且曾愛云與被害人之間因女同學李某存在情感糾紛，另一被告人陳華章也一直指證曾愛云殺人。可這些都還不足以確定曾愛云就是殺人犯，指紋可能是以前留下的，鞋印同樣也可能是曾愛云以前走過時留下的，陳華樟的指證也可能是為了推卸責任，這些疑點無法排除，就只能以疑罪從無原則對其無罪釋放。

　　但是疑罪從無的疑點指向是雙向的，在難以對被告人定罪的同時，也注定了無法還其所要求的徹底清白：上述證據無法得出曾愛云是兇手的唯一結論，也同樣無法得出他就不是兇手的結論。這是疑罪從無案與那些“亡者歸來”、“真兇再現”冤案的根本區別。畢竟，人類的認知能力是有限的，司法裁判是依據證據規則對事實進行還原，同樣受認知條件的制約，能得出何種結論得靠證據說話，不能推測，更不能猜測，必須有一說一。

　　疑罪從無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杜絕冤案的發生，只有當所有的疑點得到澄清后，二者才能劃等號。受落后的司法理念制約，在破案率、有罪判決率等有悖客觀規律的考核指標的錯誤指引下，以往有些地方公檢法配合有余而制約卻不足，對疑罪的處理在以往較長的時間里奉行的是“從輕”，而非“從無”。在近年“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的推進過程中，尤其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疑罪從無”已經從制度層面完全落實到了司法實踐。曾愛云案就是“疑罪從輕”向“疑罪從無”的司法理念糾偏下的具體個案體現。曾愛云從死刑犯到無罪釋放，折射了其個人的不幸與幸，更突顯了司法理念跑偏與糾偏的不幸與幸，是一個舊的刑事司法時代向新的刑事司法時代跨越的縮影。

　　司法無法給曾愛云徹底清白，這是曾經的不幸遺留下的惡果。唯有當“疑罪從無”理念從刑案偵查開始，以對法律和歷史高度負責的態度，貫穿所有刑案辦理的全程，摒棄先入為主、主觀臆斷，將疑點逐一排除，這種局面自會得以終結，清者必將自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