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料提純采用德國技術，硅片生產多晶爐采用美國設備，生產硅片電池七道工藝中有五道需要進口設備；由于多晶硅提純技術不高，一些中國企業僅能采用電弧法用炭還原制取純度只有98%至99%的工業硅，然后作為工業原料以極其低廉價格賣到國外，經國外提純至99.9999%以上再采購回來……

    發展新興產業是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地區經濟結構的重大戰略選擇。但是，一些新興產業正面臨著頂著高端產業的名頭，卻只能在全球產業鏈中從事“低端”制造工作的困境。

    如何使剛剛起步的新興產業真正“高端化”？掌握核心技術的途徑在哪里？政府如何構筑一個適合新興產業發展的平臺?日前，在由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舉辦的2010“中國創新·創業高峰論壇”上，眾多來自政府、企業和高校的專家學者為中國新興產業的發展建言獻策。

    別讓新興產業成為新的“加工制造業”

    太陽能產業是新能源產業的標志，而新能源產業是新興產業的代表。但是，目前很多太陽能企業只是從事著“代工”制造。太陽能產業所需的關鍵技術設備、市場需求、原料“三頭在外”，即幾乎所有的技術設備依靠進口，大部分原料要依靠進口， 98%的銷售靠出口。這種贏利模式與很多“中國制造”如出一轍，也導致我國光伏產業在全球產業鏈中處于低端環節。

    我國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劃定了七個重點領域，包括新能源、節能環保產業、新能源汽車、生物產業、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和高端裝備制造。與會專家認為，缺乏核心技術，不僅太陽能等新能源產業，新材料、生物產業、節能環保等新興產業也可能重蹈過去的電腦制造等“信息產業”的覆轍——雖為高端產業，卻不能制造芯片，只能生產鼠標、鍵盤、外殼等低端產品。

    如何避免讓剛剛起步的新興產業成為新的“加工制造業”？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馮飛認為，新興產業吸引人之處在于“新”，需要遵循創新驅動的規律。新興產業不同于傳統產業，其最大的特點是技術的不確定性，一種技術可能很快被另一種技術所代替。如光伏產業所需要的多晶硅的生產，從改進西門子法到物理法等，曾經歷很多技術變遷，而一個新技術的出現是對前一個技術的顛覆性創新，導致前一個技術可能沒有任何存在的商業價值。因此，創新是新興產業能夠發展的核心要素。

    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院長朱曉明說，當前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為新興行業的發展提供了巨大機遇，在下一個十年中，自主創新將成為中國新興產業發展的關鍵。

    掌握核心技術的途徑在哪里

    沒有核心技術的創新就談不到新興產業，那么掌握新興產業核心技術的途徑在哪里？

    與會專家認為，核心技術的產生需要強大的技術創新體系，包括物質、人才和資金三方面基礎。

    第一，技術創新的物質基礎是孵化器。孵化器被稱為“科技企業的搖籃”，很多從事新興產業的企業都是誕生于孵化器，如蘋果、微軟誕生于美國的硅谷，中國的無錫尚德也是從孵化器中成長起來的。今年我國的孵化器已經達700家，居世界之首。盡管中國的孵化器在數量上已經超越美國，但是中國的研發力量卻還與美國有很大差距，與法國、德國等技術強國也不可同日而語。上海市科技創業中心副主任王震說，中國只是孵化器大國，還算不上強國。中國的孵化能力還有很大的提高空間。“歐洲的孵化器里一般只有10多家企業，擁有專門的教練跟蹤企業指導，但中國的孵化器還完全做不到。在上海，一般一個孵化器可能有100多家。”有專家認為，我國的一些孵化器還只是把技術變成為產業的孵化器，而不是技術產生的孵化器。

    第二，技術創新需要人才作保障。專家認為，目前我國真正有能力進行技術創新的人才在四個領域：一是在一些國企；二是在民營企業；三是在高等院校；四是在過去辦的科研院所。張江高科技園區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劉小龍說，一個項目可能涉及方方面面，不是一個領域的人可以完成的，而被所有制分割的人才很難組合完成項目。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打破條塊分割，同時在現有團隊基礎上培養、疊加和整合。

    第三，技術創新離不開資金支持。新興產業一般是中長期項目，技術風險還比較高，因此技術創新單靠社會資本很難完成。近三年，我國科技投入結構正發生著顯著的變化，每年增長都在20%以上，而且從2008年開始，地方對科技的投入首次超過了中央。

    還有專家認為，技術創新不能為了創新而創新，還要按照客戶的需求創新。上海陶氏中心是一家提供建筑、交通、能源、水處理、電子設備等領域解決方案的外企，在很多重點發展領域也要涉及新能源產業技術。陶氏化學大中華區總裁Peter Sykes說，在亞洲地區，陶氏有50家大客戶。為了了解這些客戶對創新技術和未來發展的看法，陶氏定期請他們來上海中心進行討論和溝通，制定出未來幾代產品的發展計劃。

    政府如何構筑創新平臺

    良好的外部環境鼓勵技術創新，政府應該如何構筑一個適合新興產業發展的平臺?

    馮飛認為，在中國單個企業創新能力比較薄弱的情況下，可以借鑒美國高新技術創新聯盟的做法。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產業界、政府、大學相互配合協作，發掘新商業設想，研究新技術，開拓新市場，成立了許多高新技術創新聯盟。美國后來發展起來的高新產業中，重大技術創新基本上都出自聯盟之手。在具體實踐中，美國政府一般是在公司企業自己先覺得有了需要，并進行初步設想和規劃后，再對創新聯盟的組建以及隨后工作提供相應協助，從法律、資金、計劃制定及實施三方面對聯盟給予支持和指導。他建議，創新聯盟的形成，千萬不能搞成封閉式，而必須是開放性，這樣才能使更多有研發實力的民營企業介入。

    朱曉明等專家則從制度環境建設上給出建議。他說，我們需要優化制度環境，消除負面因素，包括行業壁壘，過度審批、大量尋租、不合理的稅收等。劉小龍說，中國發展高新產業要先改革準入和稅收制度，“中國的高新區要應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應對全球化的競爭，必須抓投資環境，破政策瓶頸，而抓投資環境，破政策瓶頸，就必須由中央政府層面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在美國生活過十多年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方睿哲指出，美國在創新、突破方面可以領先于世界，部分緣于美國社會對創新和創新者鼓勵的態度。中國對于技術創新的環境還要寬松一些，要對創新中的失敗更寬容。

    上海國際節能環保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王偉認為，新興產業并不是完全獨立地存在的，它與傳統產業有著密切的聯系，尤其是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更是給新興產業的發展帶來巨大的機遇。比如，隨著國家節能減排的指標越來越大，將給企業提出很高的要求，但反過來卻給生產這類環保設備的企業，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空間。因此，在傳統工業轉型升級過程中，新興產業如新興的與節能、環保、科技相關的裝備制造業等，將有巨大的發展機會。他建議，政府應該摸清這個市場有多大，并制定有關扶植政策。

（責任編輯：年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