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曾是“世界制造工廠”，但由于企業利潤下降、用工成本提高、工廠租金上漲，僅去年一年就有4000余家企業關門。在制造業“寒冬”之中，不少老板在退出企業經營后都將錢投向了房地產業，不愿再做實業；有些企業家即使拿到銀行貸款，也沒有再進行實體投資，而是將資金用于炒房。有企業家表示，“很多朋友都放棄了實業投資，炒幾套房、炒十幾套房賺的利潤，比開工廠輕松多了”。

　　單從個人短期投資的角度考慮，當下“關廠炒樓”是一個很“劃算”的選擇。一方面，在企業利潤不斷下探、成本卻高企不下的雙重擠壓下，低端制造和代工類企業正在遭遇“寒冬”，被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本所拋棄；另一方面，一線城市的房價不斷飆升，有的房子半年就能增值幾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很多中小企業老板可能一年都賺不到這么多錢。

　　但從長遠來看，原本做實業的企業家紛紛“轉行”炒樓，將給社會穩定和經濟可持續發展埋下巨大隱患。當前一些城市，房地產市場已堪稱瘋狂，實體企業家“不務正業”將大量資金投向樓市，是一個危險信號。此前，日本和美國都曾因房地產泡沫破裂而造成大規模金融動蕩，一旦中國房地產市場出現問題，后果不堪設想。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務院印發的《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非常值得關注。方案提出，要經過1—2年努力，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的工作取得初步成效，3年左右使實體經濟企業綜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較為明顯增強。這給在“寒冬”徘徊的企業家打了一劑強心針，但能否讓他們心無旁騖地聚焦主業，關鍵還看能不能落實、有沒有實招。

　　呵護實體經濟，最立竿見影的舉措是合理降低企業稅費負擔。越是經濟困難的時候，企業越需要輸血，但一些地方只顧眼前利益、不輸血反倒狠吸一口的做法，無異于殺雞取卵。比如，有的地方不按企業經營狀況收繳，而是年初就定下稅收指標分配到企業；有的地方搞“回溯收稅”，追繳此前幾年的稅款，突然增加幾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負擔，讓企業吃不消；有的地方多年前已不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又開始收起來……這些問題，必須及時清理和規范。

　　從企業反映來看，最難降也最應該降的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全面深化改革以來，國務院已取消或下放行政審批事項約600項。經過多輪簡政放權，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所下降，但仍存在兩大難題:一是落實中困在“最后一公里”，放到基層之后更不規范、不透明；二是部門協同較差，各個職能部門各改各的，常常是單個部門都說改了、便利了，但民眾一旦辦起事來，依然“你卡著我、我卡著你”。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關鍵在于規范權力運行，杜絕權力尋租。實際上，中央為實體經濟減負的政策措施一直沒有中斷，一些地方也出臺了不少辦法。但問題在于，由于一些職能部門落實不到位或故意設置障礙，不少政策措施都有點像停留在空中的“餅子”，企業看得見卻吃不著。從增強示范性和威懾力的角度講，不妨狠抓一些典型，像曝光違反“八項規定”那樣，形成足夠聲勢的輿論壓力。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方案》要解決的是實體經濟的整體成本問題，并非每個企業都能因此長舒一口氣。降低實體經濟成本，不等于解救每一個企業，它甚至還會加速優勝劣汰的過程。企業要增強盈利能力，關鍵要靠自身的努力。剔除了不合理成本，企業能輕裝上陣，但要走穩走好，關鍵在于自身的轉型升級和科技創新。也就是說，實體經濟得到了關鍵的“拉一把”，更要“苦練內功”。

　　任何時候，實體經濟都是一個經濟體的基石。離開了實體經濟支撐，創新和發展也可能成為無源之水。事實證明，很多核心技術的突破也是在實體行業中取得的，而一些創業“風口”，歸根結底也是實體行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催生的新機遇。隨著降成本組合拳持續發力和更加精準，政策的溢出效應還會引起全社會對實體經濟的呵護。我們期待，各級政府能持續出實招、硬招，進一步降低企業成本、助推企業轉型升級，進一步提升產業競爭力，為實體經濟注入更多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