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

　　對當前的中國經濟來說，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至關重要。進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創新，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局，要建立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協同發展的綜合金融格局，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金融資源方面的決定性作用，為實體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金融環境。無論是扶持小微企業發展，還是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力度，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都面臨很多艱巨而復雜的任務。我們必須“走活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這盤棋”

　　李克強總理在2016夏季達沃斯論壇演講時再次強調，將進一步推進對企業的大規模減稅，推進金融改革，支持實體經濟發展。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對當前的中國經濟來說，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至關重要。

　　金融服務需補短板

　　近年來，我國金融業快速發展，有力地支持和促進了實體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任務艱巨，實體經濟部門金融需求更加充分、多元。但是，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仍然較低，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直接融資發展不足。融資結構比例失調，銀行業間接融資在社會融資格局中占比過高，而直接融資特別是債券市場不發達。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股票、企業債券等直接融資僅占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的24%，而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直接融資占比達80%以上；資本市場和債券市場規模約占　GDP的100%左右，與發達經濟體200%以上的占比水平存在較大差距。這種比例失調的融資結構導致市場配置金融資源的功能弱化，也使得企業財務杠桿率過高，風險加大。同時，投融資供給和實體經濟發展需求錯位。作為經濟“晴雨表”的股票市場、債券市場、期貨市場，在現實經濟運行中脫離經濟基本面和企業基本面，未能有效發揮投融資功能。

　　———金融服務創新不夠。目前，我國金融創新的廣度和深度還不足。金融機構產品創新不夠，金融機構以制造業等傳統行業為主的產品和服務體系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求，影響實體經濟金融服務需求的滿足。普惠金融發展不足，對技術創新、小微企業、“三農”特別是貧困地區的金融服務依舊是金融業的短板。金融服務與互聯網融合仍需要不斷推進。

　　———金融監管機制不完善。當前，我國金融監管體系與金融業務發展創新不匹配。隨著我國金融行業的快速發展，分業監管與混業經營之間的體制性矛盾日益凸顯，存在著監管競爭、信息分割、協調困難的問題，同時金融創新層出不窮，綜合化經營、互聯網金融等新業態給金融監管和金融穩定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關鍵在于深化改革

　　進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創新，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局，要建立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協同發展的綜合金融格局，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金融資源方面的決定性作用，為實體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金融環境。

　　第一，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進一步拓寬直接融資渠道，實現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多渠道推進股權融資，壯大主板市場，發展中小板和創業板以及區域性股權市場，加大實體企業資產證券化推進力度。規范發展債券融資，要優化整合企業債券的審批、發行、監管體制，降低企業債券市場進入門檻；鼓勵擴大發行債券的規模，替代其他高成本融資方式；支持企業發行公司信用類債券用于調整債務結構。平穩有序發展金融衍生產品，有效運用現代融資租賃、私募股權基金、保險投資基金、知識產權質押抵押、農村產權抵押等方式，創新金融資源配置方式，充分發揮資本市場對發展實體經濟的“孵化器+加速器”作用。

　　第二，穩步推進金融改革創新。遵循市場化改革方向，有序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審批，構建激勵相融的體制機制，支持和鼓勵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金融創新。在風險可控前提下，逐步放開金融市場各領域的準入限制，持續擴大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的渠道，積極穩妥推進民營銀行常態化發展。允許民間資本設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積極參與不良資產市場化處置。規范發展互聯網金融等新業態，大力發展普惠金融，發展完善科技金融體系，積極發展綠色金融等。

　　第三，建立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十三五”規劃提出“改革并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金融監管體制改革迫在眉睫，金融分業監管要轉向“目標導向”的綜合監管。強化功能監管，針對形式不同、實質相同的金融創新，按照“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確定功能監管的監管主體，并明確統一的市場規則和秩序，強化跨市場、跨行業金融創新的監管，減少監管真空和監管套利。在中央層面，完善金融風險預警和防范機制，抓緊規范民間借貸市場，清理“僵尸企業”和“龐氏騙局”，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和全社會負債率，嚴守不發生區域性和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總之，無論是扶持小微企業發展，還是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力度，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都面臨很多艱巨而復雜的任務。我們必須“走活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這盤棋”。李克強總理日前在金融系統座談會上指出，“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有效防范金融風險，關鍵在于深化改革”，這非常有針對性和現實性。

　　(作者為中國浦東干部學院教學研究部副教授 張志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