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信仰因法治而愈發堅定，護國力量因法治而更加壯大。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新時期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更需要凝聚法治的信仰與力量，使法治精神內化于心、外化于形、固化于制，使愛國主義始終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凝聚力與向心力

　　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周邊海域波詭云譎，暗潮洶涌:這邊廂“南海仲裁”荒誕劇的蹩腳演員還來不及卸妝謝幕，那邊廂一場直接威脅中國戰略安全利益的“薩德”鬧劇又迫不及待要粉墨登場，打著“維護航海自由”幌子的某國軍機軍艦更是在中國近海頻頻閃現。面對國家領土主權遭受的嚴重挑釁，“愛國輿情”在國內迅速升溫，其總體基調是“憤懣而不失克制、熱情而不失理性”。這一有禮有節、文明有序的愛國表達方式彌足珍貴，表達了中華民族維護主權、捍衛領土的堅定決心，彰顯了中國政府依法處理南海爭端堅實的民意基礎，也贏得了國際社會的理解和尊重。然而，在個別地方，一些人打著“愛國主義”旗號，意圖將人們樸素的愛國激情引向抵制“洋快餐”、強行換掉某款手機等特定國家的商品或者其他物質符號的非理性泄憤行為。這種貌似大義凜然實則糊涂萬分的“愛國之舉”令愛國精神和法治精神蒙羞，且絲毫無助于維護我國領土主權。

　　中國捍衛國家主權有國力軍力作保證

　　回眸近代帝國主義奴役中華民族的屈辱歷史，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帝國主義列強無一不是憑借堅船利炮從海上打開中國大門，用武力逼迫腐朽的清王朝簽訂一個又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焚燒鴉片”“抵制日貨”成為當時空懷一腔悲憤的民眾表達愛國訴求的不二選擇。而放眼今日，中國已屹立于世界強國之林。盡管中國海域周邊擴張勢力環伺，但懾于中國強大的國力軍力，即便是自詡全球頭號的軍事大國也不敢輕易挑戰中國捍衛國家主權的決心，充其量也只能派遣軍機軍艦在中國周邊的國際空域、海域“劍走偏鋒”。從這個意義上說，“南海仲裁案”是彰顯中國國力軍力強盛的標志性案件，炮制“南海仲裁案”實屬武力威脅徹底失效的情況下國際反華勢力的無奈之舉。一葉落而知天下秋，非法仲裁裁決“一張廢紙”昭示國際政治、軍事、外交格局的新變化，而某些“愛國憤青”的非理性言行并不增加大國博弈的正能量，我們恰恰應當摒棄“弱國寡民”的悲情心態，更好地展現文明理性、豁達自信、法治昌明的大國風范。

　　將弘揚國際法精神融入愛國主義教育之中

　　所謂“南海仲裁”自始至終是一場披著“國際法”外衣的法律騙局，圍繞“南海仲裁”的外交博弈說到底是國際法層面的一場法律較量。中國作為守信用、負責任的大國，不僅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一指導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的倡導者，也是其忠誠的奉行者，在這一原則的基礎上，中國與絕大多數鄰國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中國政府有關南海仲裁案管轄權問題的立場文件、有關堅持通過談判解決南海爭議的白皮書等一系列法律文件表明了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一言以蔽之，對這一程序與實體非法無效的仲裁案不接受、不參與、不承認就是維護現代國際法的法治精神、法治權威和法治公信。

　　鑒于“南海仲裁”肆意踐踏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單方非法啟動仲裁方面首開惡例，我國在國際法層面面臨的法律挑戰將越來越嚴峻。對國人來說，“南海仲裁”不啻是一場國際法普法教育，不但徹底揭露了所謂國際法“衛道士”的丑惡嘴臉，也增強了運用國際法維護我國主權與海洋權益的決心與信心。我們應當以此為契機，將弘揚國際法精神融入愛國主義教育之中，將億萬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化為依法護國的實際行動，不斷夯實我國依法維護國家主權的社會基礎。

　　正確處理好“情、理、法”三者關系

　　愛國主義是一種對祖國深厚依戀的情感和信仰，更是一種溶化在血液中的護國、強國的強大精神力量。愛國主義凝聚了中華民族團結奮斗的民族精神，是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公民的基本道德要求，而文明守法是公民的基本素質，愛國應從信仰法律與法治開始，愛國行為以不僭越法律、不違反社會秩序為底線。因此，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必須正確處理好“情、理、法”三者的關系。理性愛國應當以“情”動人，以“理”感人，以“法”服人。三者之中，“法”的內涵是制度化、規范化，是行為的基礎，“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失去了“法”的基礎，就無“情”“理”可言。那些突破法律底線的過激“愛國”行為因時代變遷失去了正義性、正當性與合法性，只能淪為令親者痛、仇者快的“害國”行為，其教訓深刻，必須引以為戒。

　　歷史充分證明，奉法者強則國強。國家強大、國力昌盛是維護國家主權和尊嚴的硬道理，而法治是實現國家繁榮昌盛的根本保障。在法治視閾下審視愛國主義，法治精神與愛國主義的價值理念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愛國信仰因法治而愈發堅定，護國力量因法治而更加壯大。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新時期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更需要凝聚法治的信仰與力量，使法治精神內化于心、外化于形、固化于制，使愛國主義始終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凝聚力與向心力。

　　(作者為中國國際私法學會副會長、中國仲裁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國際法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