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國集團（G7）峰會在日本三重縣伊勢志摩舉行，作為東道主的日本在峰會開始前便各方斡旋，試圖讓每個成員國都接受其提出的協調政策議題。

　　何為協調政策？就是七國統一起來，以擴大財政公共支出為途徑，刺激全球經濟增長與復蘇。對此，財政空間尚有余地的德國不以為然，歐洲其他成員國也表示不贊同，就連被日本視為“好伙伴”的美國也有官員明確回應說，各國經濟實際情況不同，沒有“一刀切”的解決方案，使得G7峰會取得最終協商一致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但作為一個債務問題頻亮紅燈、財政赤字屢創新高的國家，日本真有立場、有資格、以“模范先鋒”的身份勸說別國增加財政支出嗎？

　　數據顯示，截至今年3月底，日本包括國債、借款和政府短期證券在內的債務余額比三個月前再度增加4.78萬億日元，達到1049.37萬億日元。這是什么概念？以日本目前約1.27億人口分攤下來計算，平均每個日本人將負擔約826萬日元，而日本人均月收入也才40萬日元上下。財政負擔如此沉重，難怪G7其他成員國會對日本有關協調政策的提議不屑一顧。

　　關于日本政府財政壓力的話題多年來持續升溫。上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后，日本政府一再加大財政支持力度，通過減少稅收和增加政府支出刺激消費和投資。現任首相安倍晉三上臺以來推行的“安倍經濟學”也不遺余力地貫徹了這一經濟刺激手段，使得政府債務率即政府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大幅上升。

　　日本政府債務率在1991年時僅為不到90％，安倍上任時已攀升至236％。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測算，日本政府債務率目前或已升至250％，而且還有不斷攀升的趨勢。

　　追根溯源，日本政府財政壓力大，主要在于社會經濟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其中老齡化問題最為關鍵。在2016財年預算中，由于老齡化等原因導致的社會保障費用增至31.97萬億日元，較2015財年增加4412億日元。

　　日本人口下降是長期存在于日本社會經濟的結構性問題。而這一難題所帶來的不僅僅是加大日本財政壓力，還包括了勞動人口減少、社會活力減退等一系列阻礙日本經濟健康、持續和長期發展的關鍵性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安倍政府將希望寄托于提高消費稅，試圖以“開源”的方式增加財政收入。但2014年4月將消費稅率從5％提高到8％后，不僅財政狀況未能改善，日本經濟還多次陷入技術性衰退或瀕臨經濟萎縮。

　　無論是與自身縱向比較，還是與其他發達國家橫向比較，目前的日本政府財政無疑都處在最糟糕的境地。而負債累累、寅吃卯糧的日本政府只想“開源”，不思“節流”，不僅加快了自身瀕臨財政懸崖的步伐，而且對全球金融市場穩定性和全球經濟復蘇構成了威脅。就目前來看，日本政府債務滾雪球般大幅增長已大大削弱了投資者信心，大量資金不斷從日本國債市場逃離，這也進一步加劇了全球資本市場動蕩。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張淑英認為，日本政府債務早在多年前便已處在危險境地，之所以沒有爆發危機，主要是受到日本國內居民儲蓄率高、日本國內經濟持續通貨緊縮和超低利率格局、國際金融市場危機頻發令日元成為投資者熱捧避險工具，以及日本政府多方承諾將改善財政狀況等多重因素的“保駕護航”。然而，隨著這四個保護因素逐漸發生轉變，特別是日本政府所謂的將在2020財年實現財政盈余實為空頭承諾，日本政府發生債務危機的概率“將遠高于福島核電站核泄漏事故，對亞洲乃至世界經濟都將是一大風險因素”。

　　安倍政府以“安倍經濟學”為向導，在超發貨幣的同時大量發行國債，不僅動搖了國際投資者對日元資產的信心，就連日本國內投資者也減持日本國債、增持美元資產。龐大的日本政府債務猶如一股能量巨大的暗流，可能隨時攪動全球經濟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