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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語：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中研究經濟世界的出發點是利己主義，而在另一本同樣甚至是更重要的著作《道德情操論》中研究社會的出發點卻是同情心和關心他人。人們覺得在理論上自私的“經濟人”假設似乎很難與強調利他的“社會人”統一起來。其實，自然人的基因既包括經濟性，也包括社會性。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所要闡明的，是具有利己主義本性的個人如何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為，從而在一個有必要建立行為規則的社會中正常活動。他在《國富論》中建立的經濟理論體系，也是以其在《道德情操論》中的這些論述為前提的。

　　趨利避害是人類源于自然界的時空本能

　　人類歷史只是自然界長期演變和進化歷史的一個短暫瞬間。人類歷史不過幾百萬年，但地球上出現生物可能已超過20億年，宇宙歷史更長達140億年。早期人類所具有的采摘、捕獵、儲存、建房、繁育、合作等技能其他動物都已具備，甚至使用工具都不是人類獨有的能力。從微生物到動植物，都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篩選出應對嚴酷生存競爭的時空能力，并一代代傳承下來。即便是無機界的運動規律，也同樣在生物界的習性與本能上留下了決定性痕跡。也就是說，人類很大一部分基本能力或本能是從自然界繼承發展而來。

　　在所遵從的自然與社會規律、處理的時空關系、秩序的建立與維護、能量與信息傳遞和交通與通信等方面，人類相對于動物和動物相對于非生物的功能雖然都有增加和深化，但也都從較低層次物質運動得到基本關系與適應能力的傳承，所體現的基本時空原理也從阻抗最小、場力平衡、適者生存、族群共生，通過趨利避害、優勝劣汰，再進化到在更大尺度內實現社會與環境的趨利避害均衡。人的本能大都來自祖先，在漫長時期中已進化出各種趨利避害的時空轉化生存本能。

　　也就是說，人類從自然界所繼承的核心本能，主要就是為實現趨利避害而爭取于己有利的時空平衡。只有生存下來的才能進化，雖然還可以繼續改善，但我們所繼承的已經主要是優勝者的基因。這種在漫長時期的演進中通過篩選得以遺傳和強化的時空協調能力，是人類有幸獲得的最有價值并須臾不可或缺的基因。以最小成本實現時空平衡顯然也應該成為我們理解世界的基礎，而且關于人的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也不能違背大自然的法則。

　　由此，海爾特·弗爾邁耶提出自然就是一部經濟史，提出經濟體系的基本運作過程，包括競爭、合作、選擇、適應以及生物體與環境之間的反饋，可以應用到所有的類似體系，小到細胞，大到人類社會、整個生物圈和非生命體。也就是說，經濟體并不僅局限于人類，用于研究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其基本原理所刻畫的東西實際上一直支配著宇宙和所有生物進化并導致人的形成。經濟學的那些重要原理就像物理學和化學的基本原理一樣，是從不同角度刻畫大自然的基本運行規律，用于解釋人類行為的那些經濟學原則，與解釋自然界的科學原理在根本邏輯上是相通的。

　　本能比理性對經濟學更重要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論述人是以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的并積極從事經濟活動的主體，這被后人歸納為“經濟人”或“理性經濟人”假設。經濟人假設后來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甚至“公理”，理性經濟人假設則更加強調各種嚴格限定的“最大化”理性甚至“完全理性”，并使其作為瓦爾拉斯一般均衡模型能夠成立所必須的條件。但人們發現這些要求太過嚴格，于是有了關于“有限理性”的討論。

　　經濟人或理性經濟人假設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決定了經濟學的解釋能力？經濟學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對經濟理性產生依賴？從前述人類繼承處理時空關系的本能來看，經濟人或理性經濟人假設其實可以給出更加簡單的理解：通過時空轉換實現趨利避害，是宇宙萬物包括人和組織生存、演進的基本表現，在自然界普遍存在的節約或阻力最小原則，也是經濟人所必然遵循的本能。

　　經濟學的理性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個演繹性或抽象性的范疇，而更應該從歸納或描述性角度去理解。我們所看到并贊許的只是那些能夠生存下來、并在某種意義上達到成功的生命體。僅從統計學的意義得不出非理性的解釋，因為失敗者之所以失敗往往只是由于其判斷存在局限性，并不是因為不理性。從這個意義上看，經濟學與生物學有著驚人的相似性，經濟學非常需要借鑒其他學科的成果以深化對人的認識。

　　生理學和心理學將個體人的意識區分為“顯意識”和“原意識”，其中顯意識是指個體人生活在人類群體所受到教育的結果，原意識則指人體由動物進化而來的適合人類個體生存的基本感知。借用這種對意識的分類，我們也可從理性與本能兩個層次去理解經濟人假設：經濟理性包括完全理性的假設對經濟學分析是需要的，瓦爾拉斯一般均衡條件對于解釋世界來說也許必不可少；但現實社會只需要人們自覺履行最低限度的本能——趨利避害就可以解釋。尤其是系統的思維能力在人類的種種能力中，顯然是較晚才發展起來的，但經濟學也應該能解釋早期人類的行為。

　　理性與本能存在重大差異。如果理性選擇意味著在多種可能的條件下經過充分計算比較而得到最優決策，本能反應則意味著在緊急情況出現時機體不經思考就能即刻應對以趨利避害，在不緊急情況下機體也能夠自發地以最有利自己的方式應對。在很多情況下起決定性作用的其實并不是完全理性與充分選擇，而是基本本能與直覺反應。人類本身之所以能夠進化為人，主要也是依靠一代代延續和傳承的優質基因。阿爾欽認為，由于不確定性無所不在，因此現實經濟中的成功者不可能按照所謂完全理性的最大化原則行事，只有那些能夠通過試錯和模仿實現正收益的主體才能適應環境的選擇，而未實現者只能消失。

　　目前經濟學太過強調人的完全理性，明顯忽視人的本能，以至于過度貶低“動物性”。例如，凱恩斯意識到人類行為中包括動物本能，但卻主要將其用于解釋人類行為中“非理性”的表現，大體上成為貶義用語。喬治·阿克洛夫和羅伯特·席勒2009年在《動物精神》一書中也批評了經濟學過度依賴經濟理性的局限性，強調只有充分重視人類動物精神，才可能找到解決經濟問題的辦法。但這兩位諾獎得主書中的“動物精神”還是與“理性的經濟動機”相對，更多體現人們由于沖動或從眾心理引發經濟不穩定和異常波動。可見很多經濟學家仍舊把人的本能與經濟理性對立起來。實際上哲學家桑塔亞納定義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是“一種覺察不到的認知能量，其本質是直覺”，可惜這一概念沒有被進一步解釋為經濟人假設的一部分。

　　其實并不是基于完全理性的行為就一定意味著正確，基于本能或動物精神的行為就必然意味著不理性和犯錯誤。任何人類行為都會有局限性，成敗往往并非取決于行為的理性程度，而是取決于趨利避害的時空尺度是否得當。人類也不該隨意蔑視“動物精神”，能夠成功憑借趨利避害本能的那些物種無疑將比人類更長久地在地球上存續。

　　社會人是時空尺度放大的經濟人

　　至于如何認識“斯密悖論”，其實如果不把經濟人假設僅限于利己自私，而是著眼于本文趨利避害的解釋框架，就可以較好地說明人類利己與利他的關系。

　　從最簡單的處理生存時空關系趨利避害的本能與邏輯出發，我們也能將其推導到與人類、自然界以至整個宇宙的正常運行所需要的各類基本平衡、秩序與規則、可持續等概念，因為它們同樣是各界主體在無意識、下意識甚至無生命狀態下需要遵守的基本原則。無疑地，生物的社會性實際上是在相應時空尺度上趨利避害的本能屬性，因為各種動植物為生存常常必須互利合作。人類是社會性最強的動物，因此一定程度的社會性當然也是人的本能。弱肉強食只是人類從生物界繼承的一部分本能，合作共贏則是更體現社會化和成熟度的本能。

　　從實現自我價值角度看，自私與自利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自私意味著一味逐利，而自利意味著趨利避害。從二者的外部影響看，自私可以分為為了利己而損人（特別是侵害同類）和利己但不損人兩類情況，自利則通常分為利己不損人、利己又利人和能在更大尺度上有環境意識三類表現，自利在小尺度上的利己不損人與自私的后一種表現類同。從社會化程度和時空尺度看，損人利己的完全自私只能在從家庭到較小部族的尺度上實現平衡，例如進化史上一些曾經強悍的食人族都未能延續下來；利己不損人和利己又利人就可以在民族、國家和人類的尺度上實現社會平衡并維持興旺；而能在環境意識上利他則更有利于實現人類與環境和諧的可持續狀態。人的社會性本能也源自最基本的趨利避害本能，是放大了的經濟本能，因為從長遠來看損人并不利己，互利共贏才是真正的生存之道。

　　顯然，作為自然人的基因既包括經濟性，也包括社會性。亞當·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論》中所要闡明的，是具有利己主義本性的個人如何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為，從而在一個有必要建立行為規則的社會中正常活動。他在《國富論》中建立的經濟理論體系，也是以其在《道德情操論》中的這些論述為前提的。斯密在論述通過看不見的手達到社會經濟平衡的同時，也論述了在社會政治平衡方面也存在一只看不見的手，即社會規范的思想。

　　看不見的手是一種從利己出發的活動調節，從而使私利與公益相協調的力量。這種力量在經濟活動中表現為經濟規律，在政治生活中則表現為社會規范，其作用是實現經濟均衡與社會均衡。斯密實際上曾希望建立一個更龐大的理論體系，以全面解釋人類在無限宇宙中的生存過程、人類社會的運行機制以及同時作為自然人和社會人的人的本性與社會形態。責難斯密有矛盾，實際上不僅割裂了其兩部經典著作之間的有機聯系，而且曲解了他的學術思想體系。粗放的經濟學只能用于解釋單純的經濟人，而成熟的經濟學則必須同時解釋經濟人和社會人。

　　人類的社會性還體現在從根本上提升了市場交易的效率，這與其他動物主要通過強暴權力維持秩序的行為不同。市場活動是經濟主體在平等基礎上進行的權利交易活動，市場關系強調行為主體的經濟主權。市場活動與市場關系使人類通過契約實現互利，才使人類能夠在地球上創造史無前例的奇跡。將市場看作是一種根據其自身的邏輯而存在的社會結構，而不是僅把它看作是簡單的交換機制，才是切中實質。

　　（榮朝和，作者單位：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