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子庫給一些不育夫婦帶來生兒育女的希望，但幾年前的一個新聞事件，至今仍然讓一些男性對捐精望而卻步——34歲的華中科技大學碩士研究生鄭某進入湖北省人類精子庫采精室自慰采精。但是，意外發生了，他沒能從這間房間里走出來。（9月6日《廣州日報》）

　　首先必須承認，義務捐精也是一項善舉，理應在當今社會得到倡導和褒揚。然而，受傳統觀念影響，捐精一直是個較為避諱的話題。同時，精子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精荒”已成為一種全國普遍現象。一方面，有關部門對義務捐精的宣傳不到位，導致許多人不愿也不敢捐精；另一方面，捐精制度本身存在一些缺陷，損害了公眾捐精的積極性。特別是，幾年前一名碩士在捐精過程中猝死，引發了“精盡人亡”的爭議。

　　事實上，相比義務獻血，義務捐精涉及捐精者和受精者的個人隱私、家庭倫理的保護，因而更需要制度保障。首先，在宣傳上，既要專業權威，又要真實可信。比如，曾有一名計生官員稱“捐精絕對安全不可能死人”，既不專業，又夸大其辭，難以被公眾接受。正確的宣傳方式應該是：“捐精不但不影響身體，反而對男性身心健康有利”。這是因為，正常男性，每周2-4次的排精發生，屬于正常現象；反之，較長時間的沒有排精，會產生性情煩躁，記憶力不集中等不適感。此外，有關部門應盡到告知義務，讓公眾知曉捐精條件、捐精流程、捐精補助、捐精的安全性等事項，消除神秘感和恐懼感。

　　值得注意的是，義務捐精至關重要的環節，就是要切實做好捐精者和受精者的個人隱私、家庭倫理的保護，維護雙方的權益。據媒體報道，2008年，上海一家醫院便出現過女護士幫助捐精全過程照片外泄事件，嚴重侵犯了捐精者的個人隱私，也勢必會損害公眾捐精的積極性。特別是，捐精之后的善后保密工作尤為重要。比如，捐精完成以后，精子庫會錄入捐精者的資料，但接受人工受精的夫婦不知道供精者的姓名、聯系方式等信息，只知道血型、身高、學歷等一些基本特征。

　　因此，止息“精盡人亡”爭議，首先應反思捐精機制。一方面，對于捐精和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既要加快立法規范，更要加強嚴格管理，要將技術固化在醫療倫理的范疇之內，嚴格技術的使用范圍、審批程序與執法規范；另一方面，還需要提高違法成本，嚴懲“自助捐精”、買賣生殖細胞、提供代孕服務以及非法干擾生殖秩序等違法行為，讓精子公益捐獻的渠道更通暢、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