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
十八大以來，中國社會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把富強作為國家層面最首要的價值目標提了出來，充分表明我們認識到了國家治理最基本的立足點。反思甲午讓我們更加堅定了這一點
120年前的今日，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了。戰(zhàn)爭的是非成敗早已歷史定格，不能忘記、不能否認也無法更改。120年后的今日，回望如煙往事，在吮吸歷史的血淚中知恥而后勇，在汲取歷史的教訓中奮起而前行，是應該、是必然更是必須。120年來，中國社會從甲午戰(zhàn)爭中獲得的啟示有很多很多，今天我們主要談談對國家治理的三點啟示。
富有不等于強盛，富強才是一個國家的可靠前提
啟示一：富有不等于強盛，富強才是一個國家的可靠前提。
曾有人講，中國甲午之敗是大國敗給了小國，富國敗給了窮國。此語未見得全面但非空穴來風。以下就是我們從一些研究歷史的學者近來發(fā)表在報刊雜志上的文章中摘錄的內容：
——其時中國的國土面積有1000余萬平方公里，日本只有38萬平方公里，只相當于中國的三十分之一；中國當時的人口是4.36億，日本是6700萬人，只有中國的七分之一。
——187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7.2%，僅次于英國，是世界第二。直到甲午開戰(zhàn)的第二年即1895年，經濟總量才被美國超過。當時中國的鋼鐵、煤、銅、煤油、機器制造的產量都比日本高得多。除了進口量與中國相當外，日本的工業(yè)資本、銀行資本、年進口額、年出口額和年財政收入都低于中國。中國當時年財政收入8867萬兩白銀，日本11376萬日元，折合白銀年收入比中國少1000萬兩。
這些數(shù)據(jù)或許會有細微的出入，但也足以支持我們得出當時中國比日本富有這一結論。可問題是富有有用嗎？在弱肉強食的時代，一個捍衛(wèi)不了自己核心利益的國家，其富有甚至是一種罪過，后果更可悲也更可憐。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賠款動輒天文數(shù)字，割地動輒國中有國，可在西方列強的口中，鴉片戰(zhàn)爭不是侵略，而是資本開辟國際市場的必要手段。面對富而朽弱的國家，不僅要拿走你的財富，連合法性的理由都不能讓你保有。之后的甲午戰(zhàn)爭不過是這場“吃大戶”鬧劇中的又一幕罷了。
有人說，只要有了錢還怕買不來強嗎？或許當年清朝政府也這樣想過并且也做了。北洋艦隊從國外買的定遠、鎮(zhèn)遠兩艘鐵甲艦就是號稱綜合了世界最先進戰(zhàn)艦優(yōu)勢而成的在世界處于領先水平的戰(zhàn)艦，其裝有12英寸大炮4門，裝甲厚度達14寸，堪稱當時亞洲最令人生畏的中央裝甲堡式鐵甲艦。可一場海戰(zhàn)打下來，一艘自沉，一艘成了日本艦隊中的主力艦。據(jù)說該艦在日本艦隊的服役時間比在北洋艦隊還要長，我們花大價錢買來的戰(zhàn)艦成為人家后來進攻我們的先鋒。
富有是強盛的前提，但富有絕對不等于強盛。如果一個國家就靠百姓的辛苦血汗積累財富，就靠廣袤的資源環(huán)境置換財富，不能把勤勞化作創(chuàng)造力站在世界產業(yè)發(fā)展的高端，不能把財富化為大國復興的綜合國力，或許我們依然在為他人做嫁衣裳。十八大以來，中國社會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把富強作為國家層面最首要的價值目標提了出來，充分表明我們認識到了國家治理最基本的立足點。反思甲午讓我們更加堅定了這一點。
沒有現(xiàn)代國家治理就不可能贏得現(xiàn)代競爭的優(yōu)勢
啟示二：沒有現(xiàn)代國家治理就不可能贏得現(xiàn)代競爭的優(yōu)勢。那么，如何才能讓富有變?yōu)閺娛⒛兀靠恐贫龋瑢τ趪襾碚f就是治理體系。自從人類社會有了國家就有了國家治理體系。不同的國家固然會有不同的治理體系，但這種不同不能是時代的差別和社會形態(tài)的差別。如果兩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分屬不同的時代或不同的社會形態(tài)，這種競爭就不是同一重量級的競爭，甚至都難成對手。國防大學劉亞洲將軍曾經講，甲午之敗是國家之敗，大清帝國的失敗是制度的失敗。此語一針見血切中肯綮。
當年的清朝政府還在做著大清帝國的夢想，還維持一種農業(yè)手工業(yè)主導的封建社會形態(tài)，國家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是圍繞這樣的時代判斷和這樣的社會形態(tài)展開，國人是臣民不是公民，變法求器求用不求體，用農業(yè)思維辦工業(yè)，用封建思維搞洋務。而反觀日本從明治維新起全面開啟了近代化的制度變革與社會變革，社會結構、國民心態(tài)、發(fā)展模式等等各個方面都從傳統(tǒng)步入近代，從封建社會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所以說到底，甲午戰(zhàn)爭勝負成敗未戰(zhàn)已定。盡管當時的北洋水師中也不乏鄧世昌、林永升那樣慷慨赴死的將領，但是“萬物盡秋氣，一室難為春”，在已然朽敗的制度體系面前零星的個體抗爭，作用能有幾何？
120年過去了，國家競爭的形式發(fā)生變化了，核心內容沒有變，依然是國家治理體系的競爭。不故步自封，不夜郎自大，大踏步跟上時代的步伐，實現(xiàn)國家治理的與時俱進是中國社會一以貫之的“趕考”，我們選擇社會主義制度就是要讓中國社會站在社會形態(tài)發(fā)展的最前沿。當然，真正有生命力的治理體系，尤其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一定是建立在其歷史傳承、文化傳統(tǒng)、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基礎之上，而不可能像一個島國那樣全盤西化就夠了，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現(xiàn)代化是必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現(xiàn)代化的道理所在。
歷史或許會偶爾拐彎，但和平發(fā)展才是人間正道
啟示三：歷史或許會偶爾拐彎，但和平發(fā)展才是人間正道。
不論是新社會形態(tài)還是舊社會形態(tài)，不論是新制度體系還是老制度體系，國家治理的形式可能不同，其背后的道理卻是相同的。如果不遵循社會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也就是中國文化中所講的“天道”，遲早會遭到歷史的報應。“天道”的內容很廣泛，我們僅講一點，和平發(fā)展。
什么才是一個國家真正的力量，什么才是一個國家真正的強盛，經濟軍事硬實力是必須的前提，但絕非全部。如果離開了文明文化的滋潤，硬實力就會成為脫韁的野馬甚至還會回來反咬自己一口，而且也不可能持續(xù)。日本自甲午一招得手之后，便以為軍國主義是包打天下的靈丹妙藥，變本加厲，走火入魔，終至落一個非正常國家的下場。
歷史或許會偶爾拐彎，但正道不會永遠退隱。在今日世界科技軍事日新月異，玩火不僅會自焚甚至會焚了整個世界的背景下，和平發(fā)展不僅是國家治理的應該選擇更是必然要求。中國社會堅定走和平發(fā)展的道路，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建立在文明復興的基礎上，正是對這一人間正道的自覺回應。
當然，和平不能止于希望與祈求，享有和平要有保有和平的能力。汲取甲午之戰(zhàn)以及此前此后的諸種教訓，建設一支準備打仗、能打勝仗的威武之師是中國社會國家治理的題中應有之義。只是此“武”非黷武之“武”，而如中國文化所言，“武，止戈也”。捍衛(wèi)和平的力量才是最強大的力量，維護和平的國家才是真正強盛的國家。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