罐車同時跨省兩地苯泄漏，甘肅張掖只收了幾千元的處置費，而陜西彬縣卻開出近200萬元賬單（6月24日《中國青年報》）；張家口煤塵煙塵污染明顯，樹上的蘋果都成了黑蘋果，卻沒有環保部門管（6月24日央視《經濟半小時》）；武漢環保部門罰單從未超過20萬元，近日對違規排污的某一大型機械工業企業突然開出了121.5萬元罰單（5月3日荊楚網）……

　　乍一看，這些處罰，倏低倏高，畸輕畸重，同罪不同罰相差之大，令人瞠目。民法有“物權法定”之標線，刑法有“罪刑法定、罰當其罪”之界樁，而行政處罰法，因法律性質的原因而不得不經常性地與自由裁量權牽手。在我國，八成以上的法律與九成以上的行政法規，都是最后通過各級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手段來實施的。

　　所謂的環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是指環保部門在查處環境違法行為時，依據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酌情決定對違法行為人是否處罰、處罰種類和處罰幅度的權限。自由裁量權的關鍵詞就是“酌情決定”。我們在開頭之處舉的這些案例，都應是有關部門依自由裁量權，酌情作出了違規或不違規、重罰或是輕罰等“酌情決定”。

　　支持自由裁量權的法理在于這樣一些推定：法律規定不可能做到精確，法律也不可能通過機器來斷案，總是人在執法，授予人一定的自由處置權，能使案件最大限度地與具體的環境、情節、風俗習慣等相符，以達到法律的正義。這就意味著，自由處置權的幅度不可能太大，其幅度只限于一個明確的規定與另一個相鄰之規定之間的“灰色帶”。

　　然而，反觀我們現行的環保法律，自由裁量的幅度之差可以拉大到五倍級，這意味著基數越大，這種倍級形成的絕對差距也將無限放大。另外，對是罪非罪、違規還是不違規等兩重天的性質界定，也可以通過自由裁量來決定，這完全違背自由裁量權中的不得超越相鄰幅度之原則。

　　自由裁量權過濫，既容易滋生權力尋租、選擇性執法與濫用權力等腐敗行為，也不利于環保事業。法律的意義在于引導性，而引導性之基礎在于法律的明確性，法律如彈簧，時伸時縮，根本不可能給企業與個人具體的法律規則威嚴之感，反而把執法視為行政部門或某個權勢人物的私貨，可以通過法外之力來解決。

　　本文無意對開頭所舉之例的處罰的適當性作出判斷，只是提出對處罰時重時輕、把法律當猴耍的弊端。解決這些弊端之第一步，就是我們的環保法要作“再革新”，從粗放式規定的法律，走向精細化，就是對自由裁量權進行規范，使其回歸自由裁量之本位，讓其只守住其能守的幅度里。（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武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