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問題是黨史研究中的一個有重大意義的問題。以往許多研究常囿于種種因素，產生片面和不妥的看法。近年出版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對我們全面認識西路軍的悲壯歷史，弘揚紅軍精神和愛國主義精神，具有重要意義——

　　主題延伸

　　中央領導同志及新版《中國共產黨歷史》對西路軍的評價

　　●鄧小平：贊成這個說明，同意全件存檔。①

　　注①：鄧小平對西路軍問題極為重視。1980年,他將《“西路軍”疑》一文批給李先念研究。根據鄧小平的批示，李先念組織人員查閱了大量歷史檔案，于1983年初寫出了《關于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1983年3月12日，李先念致信鄧小平：“近一年來，我花了點時間回憶，又派秘書查閱一些歷史檔案，才寫出這份材料，并請(徐)向前同志看過。請您審改后，可否按陳云同志的意見處理。請予指示。”不久，鄧小平在李先念寫的說明和附件上作了如上批示。

　　●陳云：西路軍過河是黨中央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而決定的，不能說是張國燾分裂路線的產物。

　　——引自《陳云年譜》（下），第282頁

　　●李先念：西路軍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根據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創建根據地和打通蘇聯，不能說是執行張國燾路線。

　　——引自《關于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

　　●江澤民：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他（指徐向前——編者注）奉軍委命令，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西路軍總指揮，指揮部隊與敵人血戰四個多月，有力地策應了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

　　——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西路軍所屬各部隊，是經過中國共產黨長期教育并在艱苦斗爭中鍛煉成長起來的英雄部隊。在極端艱難的情況下，在同國民黨軍隊進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軍的廣大干部、戰士視死如歸，創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業績，在戰略上支援了河東紅軍主力的斗爭。西路軍干部、戰士所表現出的堅持革命、不畏艱險的英雄主義氣概，為黨為人民的英勇獻身精神，是永遠值得人們尊敬和紀念的。

　　——引自新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第511-512頁

　　“西路軍”問題是一個相當復雜的歷史問題。過去，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大多是建立在個人回憶錄(或傳記)的基礎之上，因此認識水平常常受到作品“主觀性”(或“片面性”)的影響，很難從整體上認識和把握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近年出版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以下稱“文獻卷”)，提供了豐富史料，使我們有可能從一些全新的角度來審視和研究這一歷史問題，有助于加深我們對西路軍問題全貌的認識和理解。

　　一、西路軍的軍事行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西路軍問題，從時空定位上看，是紅軍三大主力在完成戰略轉移(長征)之后，即將進入陜甘寧蘇區之前，所進行的一次最為重要的軍事行動。這次軍事行動是發生在紅軍歷史上，若干重要的“轉變過程”之中；因此它對后續事態的發展，影響是重大的、深遠的，有些甚至是帶有決定性的。我們可以把這些重要的“轉變過程”集中概括為以下四點：一是紅軍主力即將會師陜北的“轉變過程”；二是紅軍主力（包括相應的軍事指揮權）由分散趨向于集中的“轉變過程”；三是紅軍各部隊所面臨的諸多問題，由表面化向實質化發展的“轉變過程”；四是國內政局變化的“轉變過程”。如果我們把這四點“動態”過程，作為背景來進行觀察，可以清晰看出，西路軍的戰事活動，與此前紅軍各部隊，所進行的諸多戰斗相比(無論這些戰斗，是發生在蘇區內部，還是發生在長征途中)，具有明顯的不同點。

　　比如，關于執行的作戰任務。西路軍西渡黃河作戰，是執行中央(軍委)下達的戰略性任務，即：展開“寧夏作戰”計劃，打通國際路線，爭取外部援助。這是一個中央謀劃已久,指向性很明確、剛性很強的作戰任務；同時也是當時紅軍諸多作戰行動所要配合的主要目標之一。參戰部隊在執行這一任務過程中，可供選擇的余地和機動空間都很小；其“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完全要服從于完成“戰略性任務”的要求。這意味著對參戰部隊而言，要具備更高的軍事素養，更強的組織紀律原則，以及更大的犧牲和奉獻精神。這與此前紅軍各部隊所執行的諸多戰斗任務相比，情況是不同的。

　　再如，關于部隊的組成。在實行“武裝割據”的年代，由于敵人的包圍和封鎖，以及諸多客觀條件的限制，紅軍各部隊被孤立在各個封閉的作戰區域內，單獨進行作戰，進而逐漸形成了本地化、群體化和獨立性都很強的戰斗實體，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紅軍長征以后，才開始有所改變。但帶有根本性的改變，還是發生在“三大主力”會師之后。西路軍的組成，則成為這種根本性改變的一個重要標志。西路軍是由一、四兩個方面軍的部隊人員共同組建而成的，其中又以四方面軍的部隊為主力作戰部隊(其間，二方面軍的部隊和陜甘紅軍，也分別參與了有關作戰的配合行動)。這種集合紅軍主力，采用聯合作戰方式，組建的作戰部隊，本身就說明了其所執行的戰斗任務，更具有全局性和戰略性的特點。這在此前紅軍的歷史上，并不多見，因此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還有，關于指揮作戰的方法。西路軍作戰具有指揮權高度集中、統一的特點；特別是對一些涉及到全局性和戰略性的軍事舉措，都是由中央(軍委)直接下達命令，進行調度和指揮的。透過這種高度集中、統一的指揮方法，其深刻的含義是：中央(軍委)指揮系統，開始對紅軍主力部隊執行戰略性任務實行集中、統一領導。這在紅軍發展史上是一次重大轉變，在黨史和軍史研究中，應占有重要的基礎性地位。

　　二、西路軍的軍事行動可視為一次“轉變歷史”的軍事失敗

　　西路軍是一次軍事性的失敗。但造成這次失敗的原因，卻不僅僅是軍事性的，在政治上、體制上、觀念上，某種程度上都反映出紅軍主力在會師之初，相互之間所存在的隔閡、猜疑、矛盾及紛爭等。西路軍的軍事失敗，使這些隱含的、深層次的原因完全暴露在全黨和全軍的面前，從而使這些問題的解決具備了一些重要的前提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講，西路軍的軍事失敗是一次“轉變歷史”的軍事失敗。這種“轉變”的深刻含義包含以下幾點：

　　其一，完成了黨對紅軍的統一領導。黨對紅軍的統一領導，無論是從理論到實踐，還是從形式到內容，都是一個歷史漸進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中，西路軍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就在于：它從理論和實踐、形式和內容的統一點上，階段性地完成了對這一重大命題的詮釋和運用。作為當時最具戰斗實力的作戰部隊之一（其戰斗實力，約占當時紅軍總數的40%左右），西路軍在這一問題上的堅定做法和突出表現，為日后紅軍各部隊，繼續推廣和完善這一工作，開啟了一個很現實的局面。具體體現在：(1)在黨內、軍內建立起“黨指揮槍”的集中、統一的領導體制；(2)使中央(軍委)對紅軍各部隊的軍事指揮，在總體上變得更權威，更清晰，更直接，更有效；(3)整合、統一了全黨的軍事力量，把“黨指揮槍”這一理論原則，具體落實到了每一支紅軍部隊，落實到了每一次具體的軍事行動上；(4)使中共和紅軍部隊，真正成為一支新型的、獨立的、有組織、有實力的政治和軍事集團，為日后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參與“中國命運之大變革”的角逐，并最終取得全國性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這一歷史性的轉變，我們還可以從西路軍的組建、征戰、失敗以及善后處理中，找到答案。這里雖然也有前人成功的經驗，但二萬多西路軍將士，卻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他們生命中的閃光和意義就在于：他們是用另外一種方式，續寫了這一重要的歷史性命題，從而在一個階段性的歷史過程中，以他們堅定的信念和頑強的戰斗意志，完成了一個弱小的政黨，一支弱小的軍隊，由弱變強的轉變。因此，他們的忠勇，他們的奮斗，他們的奉獻和犧牲，是不應該被歷史和我們后人所忘記的。

　　其二，對于西路軍軍事失敗的總結和宣傳，最終演變成為我黨、我軍一次成功的、最為政治化的全面勝利。這一勝利推動了全黨、全軍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統一，其歷史作用是不容忽視的。但是也應該看到，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西路軍問題的看法主要是通過“政治化”的手段來實現定位的。這種做法必然會帶來很多局限性。“政治化”的做法，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左右人們對歷史的看法，甚至可以影響到歷史的走勢，因此我們說，這也是歷史的一種選擇。我們尊重歷史的選擇，但不等于贊同用“政治化”的方法來解讀復雜的歷史問題。對于西路軍問題，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在承認歷史選擇的前提下，還歷史一個“本來面貌”；把換取這次勝利的代價，放在歷史的天平上重新“稱一稱”，然后選擇一個合適的位置，把其奠基在黨史和軍史的豐碑之下,給予歷史以“真實、客觀的反映”,給予先烈和前輩以應有的尊嚴和榮譽。

　　三、西路軍失敗的原因該從哪里去尋找

　　“文獻卷”還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的歷史信息，推動我們對西路軍問題的認識不斷走向深化。作為一次帶有戰略意圖的軍事行動，西路軍失敗的原因，不能不從軍事指揮的角度去尋找答案。過去我們在這方面，未曾做過廣泛、深入的討論。

　　西路軍的失敗，如果從軍事的角度進行分析，可以肯定地講，在“指揮”和“執行”這兩個層面上，各有各的問題。比如指揮層面的問題是：急于打通國際路線，而忽視主、客觀條件；戰役計劃變來變去，顧及一點，而不及其余；有唯“國際指向而是從”的傾向。在執行層面也存在著諸如軍事和政治的關系處理不好、戰術運用缺乏機動靈活等不足。

　　西路軍是一支英勇的部隊，具有光榮的作戰傳統，其成員絕大多數都是經過長征和戰火考驗的戰斗骨干。對于這樣一支驍勇善戰的部隊，在即將完成戰略性轉移之前，卻意外地倒在了祁連山下，折戟于戈壁大漠之中。這不能不令人感到極大的悲痛和惋惜，同時也引發了人們更多的思考和追問。“文獻卷”的出版，為我們科學地回答這一問題，逐步還原歷史真相，提供了堅實的史料基礎。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也是對二萬多浴血疆場的西路軍將士最好的緬懷和紀念。 （作者為民政部原司局級干部、周純全上將之子）

（責任編輯：李志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