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收入分配偏向資本和政府而忽略勞動報酬的比例，其直接后果就是我們始終面臨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問題，進而引致其他經濟問題。

    近日，全國總工會相關負責人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有一些研究表明，“我國勞動報酬占比連續22年下降”，即人們付出勞動實際獲得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不斷下降。這不僅會導致一系列經濟乃至社會問題，也與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理念有悖。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不完全同意這一觀點。他認為，由于統計方法和統計口徑的變化，居民部門實際勞動報酬占比下降并沒有表面數據顯示的那么大。剔除統計的因素，我國勞動報酬占比只是略呈逐年下降趨勢，這一現象確實應當引起重視，但也不應夸大其詞。在賈所長看來，從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我國開始出現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隨之農業占GDP的比重也不斷下降。而農業的勞動報酬占比要遠遠高于工業和服務業，正是農業比重的下降，使得整體的勞動報酬占比出現下降的趨勢。

    這些理論術語看起來比較復雜，不妨用一個通俗的例子來解釋一下。比如現在有一個剛畢業的品學兼優大學生A，在勞動力市場中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一年賺到10萬塊錢。這并非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要為此付出極大努力。假設他有一個不好好學習的同學B，但家境殷實，B同學家里給他100萬現金用于炒股，在很多情況下，B同學在一年內用100萬本金輕輕松松地賺到10萬元或者更多的資本收益。再假設他們有一個家境更好的同學C，C同學家里給他500萬用于買房/炒房，那么一年下來，C同學不要說賺10萬，賺幾百萬都是天經地義，而他并沒有為此付出什么勞動。于是問題就來了，整個社會的經濟政策應該鼓勵什么樣的人，導向什么樣的結果？自然應該鼓勵A這樣的人。因為A勤勤懇懇地付出勞動，也希望用自己的勞動來改變生活。反觀B和C，他們本身的初始條件就很優越，比A擁有更多的資本。而在目前的制度環境下，他們過于輕松地可以利用資本獲取比普通勞動高得多的收入。勞動與資本兩者的收入差距還在加速擴大，最終可能導致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

    近年來，我們一直在總結改革開放30多年經濟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總體來看，我國確實連續多年保持了GDP的高速增長，然而勞動者工資的增長速度始終要低于GDP的增長速度。這意味著經濟高速增長難以轉化為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改善，最優秀勞動者的工資收入也遠不及資本的增值速度。經濟高速增長的絕大多數好處都被資本和權力擁有者所拿走，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理論上說，國民分配由三個方面的要素主體參加初次分配：勞動者、企業家和政府。這其中，勞動者通過工資的形式取得勞動報酬、企業家通過利潤的方式取得資本所得、政府則通過要素(土地等)收入和間接稅取得其份額。而目前的情況是勞動者的勞動報酬被嚴重壓低，非壟斷部門的企業家投資很難獲得正常的回報，獲得投資激勵不足，企業家的資本積累較多地進入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尋求保值增值。反倒是政府收入在國民收入中占據的比重較高，財政收入增長速度超過GDP增長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對于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形成了擠出效應。國民收入分配偏向資本和政府而忽略勞動報酬的比例，其直接后果就是我們始終面臨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問題。譬如在我國GDP中的最終消費率從最高點2000年的62.3%一直下降到2007年的48.8%。最終消費中，居民消費的比重又是連年下降。

    這兩年，很多學者都注意到國家財政收入飛速增長的現象，即使在經濟危機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情形下，我們的財政收入仍在飛速增長。實際上，勞動報酬占比逐年下降正是一個問題的另一面，具體解決方案也就包含其中了。

    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博士

（責任編輯：年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