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社會史是社會史研究呈現區域轉向條件下的產物,是區域社會史研究中出現的一個學術熱點。如果放長眼光來看,20世紀以來的中國水利史研究已經走過了三個階段,從水利工程、水利技術史到水利社會史,再到對水的歷史的綜合研究。為進一步推動今后中國水利社會史研究的學術創新,筆者從理論、視角、方法、史料四個方面加以反思和展望。
第一,正面回應魏特夫的治水國家說和東方專制主義是水利社會史研究者面臨的首要任務。
水利社會史興起之初,即高度重視與水相關的重大理論問題的思考。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中的核心觀點有二:一是建構了以開鑿運河、修建堤壩和興修灌溉工程為核心的治水必然導致專制主義的理論,二是把蘇聯和中國都納入東方專制主義理論體系中。按照魏特夫的理論,在那些單純依靠降水量無法滿足農業生產的地方,灌溉成為農業經濟的基礎。灌溉所需的大型水利設施和防洪工程絕非個體所能完成,需要國家政權來統一協調和管理,以便征調各地勞動力進行修建。因此,治水導致了專制主義。由于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是冷戰時代的產物,他的學說帶有對東亞尤其是中國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敵視和污蔑,加之其學說在東西方學界的廣泛流播,產生了不良影響。
為此,1994年中國學界對魏特夫的學說進行了集中評判,認為魏特夫的治水社會說背離社會發展和國家起源的科學理論,將傳統的東方專制主義絕對化,也是對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論述的歪曲與背離。但就當時的情況來看,研究者對于魏特夫所說的國家治水行為,以及國家在治水問題上的支配性地位等問題,并未針鋒相對予以回應和清理。
正本必須清源。國家在重大水利工程建設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過于夸大國家治水的絕對支配地位和有效性則是不可取的,它忽視了不同歷史時期國家治水的局限性,罔顧國家治水失敗的眾多歷史事實,忽略了地方社會和民間力量在水利等公共事務中的主體性和主導作用,簡化乃至曲解了中國水利史和中國社會發展史。這一切都有賴于水利社會史研究者予以澄清和回答,也是水利社會史研究者應當承擔的重大使命。
第二,反思和超越日本學界的水利共同體論也是水利社會史研究者需要重視的問題。
水利社會史研究者對水利共同體概念的反思,在十多年前已達成共識,“水利社會”正是對“水利共同體”的替代和超越。研究者使用“水利社會”而棄用“水利共同體”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學界的水利共同體概念過于狹隘和實體化了,有些研究者甚至將其與特定地域和水利組織相對等,因而無法滿足人們從水的立場出發研究中國社會的治學要求。不少研究者對水利社會的概念和旨趣均做了定義和解釋,認為水利社會就是要研究以水為中心的一系列區域性社會關系體系,水利社會大于水利共同體,水利共同體充其量只是水利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已。水利共同體以共同獲得和維護某種性質的水利為前提,水利社會則包含一個特定區域內所有已獲水利者、未充分獲水利者、未獲水利者、直接受水害者、間接受水害者、與己無關的居住者等各類人群,這才符合水利社會史研究整體史的追求。當前和今后的水利社會史研究者,對于水利社會和水利共同體概念的區別和聯系應當予以清醒認識,不可混淆和隨意替換。
第三,要明確水利社會與水域社會的區別和聯系。
與水利社會史研究在北方區域的興盛相似,近年來南方區域興起的水域史研究也呈現蓬勃發展態勢。水域社會史和水利社會史是有差別的。水域社會史研究涉及漁民、魚課制度、水上人與陸上人的關系,關注編戶齊民賦稅戶籍等問題,是社會史研究的區域表現,盡管與水有關,但總體上應該屬于水的社會史研究范疇,而非當前“灌溉”水利社會史的研究范疇。水域社會更是一種環境史、社會史、經濟史的綜合研究。盡管有此區分,但是從水域的角度和水利的角度,相較于過去從土地的角度開展的區域社會研究,畢竟是一種視角和領域的更新,兩者之間還是存在交叉和相似之處的,未來的水利社會史研究應當充分吸收水域社會的視角、理念和方法,充實和擴大水利社會史研究的類型和范圍。
第四,要重視環境史、景觀史的研究,結合史學發展新趨勢,將新理念、新視角納入水利社會史研究當中。
伴隨西方環境史研究的興起,環境史的理念和旨趣逐漸得到國內學界的認同和實踐。如果說社會史研究是以人為中心,那么在環境史研究者看來,就是要打破這種以人為中心的偏執,強調環境既不是背景,也不是配角,而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主角。如張玲基于北宋華北平原黃河河道變遷的歷史研究指出,黃河塑造了北宋王朝的歷史,河流、平原和人一樣,都應當平等對待,都是歷史發展的主角。
同樣,景觀史也得到學界的關注和實踐,將景觀史研究引入到水利社會史研究中,應該說是最為恰當的。這不僅是因為中國空間范圍大,地域差別明顯,適合開展景觀研究,而且是因為各地不同的自然環境和水文條件,導致了不同的環境景觀,在此基礎上不同歷史時期的人們在適應和改造環境的過程中,創造了多種多樣的水利景觀,諸如江南水鄉的河湖網絡和圩田景觀,寧夏平原的多種水體組合景觀,蕭紹平原的塘壩閘水利景觀,哈尼族梯田的人工水利景觀,等等,各有各的歷史和特點。它們所凸顯的就是人、自然、社會長期互動的結果,與社會史研究長時段、整體史的追求有異曲同工之處。
(作者為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主任、二級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