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關系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對基本矛盾，是對立統一、相反相成的關系。城市和農村在當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發揮著不同的作用。

　　城鄉之間形態與環境差異

　　分散與聚集。城市是高度聚集的，農村卻是相對分散的。城市在有限的土地上面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和經濟，每一寸空間都被充分開發。農村則有大片廣袤空間，農民居住分散，一般都是平房。

　　自然與人工。城市是人工的，遠離自然，城市生活按效率最大化進行組織，生產與生活幾乎不受自然的影響。農村是自然的，農業生產要依靠土地且要隨季節展開，有農忙也有農閑，農事活動只能按作物生長周期進行。不均勻的時間安排使得農民比較散漫，缺少對每天時間的嚴格規劃。

　　熟人社會與陌生人社會。農村是熟人社會，村民祖祖輩輩生活在村莊里，每個人之間都很熟悉。熟人社會中，自己人與外人有著完全不同的交往邏輯。城市本質上是陌生人社會，社會的規范就是法律，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缺少情感能量。因為是陌生人社會，每天都有新人新事，城市就會變得多元而包容，自然就給創新留下了空間。

　　農業與工商業。農村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從土里刨食，城市則主要從事工商業，或二三產業，是離開土地的。農業受制于自然條件，產出比較有限，工商業較少受自然條件限制，產出遠高于農業。城市二三產業增長遠遠快于農業，吸引農村青壯年農民進城務工經商。

　　城鄉生活方式差異

　　傳統與現代。農村是傳統的，城市則是現代的。農村是保守的，城市則是創新的。當然，當前中國農村并不是完全封閉的，而是隨著城市化正在發生急劇變化，這種變化的主要特征是農村人財物資源迅速流向城市，農村變得更加衰敗，農村出現了普遍的空心化和老齡化。

　　快節奏與慢節奏。城市是快節奏的，在有限時間做更多事情，是城市生活講求效率的必然。農村則是慢節奏的，因為農業生產受到季節影響，著急沒有用，農業生產的節奏必須與農作物生長周期一致。快節奏和慢節奏不僅是生產方式，而且是生活方式。城市步伐匆匆，遵守紀律，農村人悠閑散漫。城市人夜生活豐富，農村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主動與被動。城市是主動的，農村是被動的。尤其是當前時期，城市快速發展，將農村人財物資源吸引進城，大量農民進城了，他們就讓渡出之前的農村獲利機會，也就為留守農村的農民提供了擴大經營規模、增加經濟收入的機會。城市化到一定階段，城鄉之間的差距就會縮小，農村與城市僅僅因為差異而各有各的精彩。

　　自然主義與消費主義。農村是自然主義的，城市則是消費主義的。自然主義的一個原因是農村存在普遍的自給自足經濟成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同時，因為生活在自然環境中，不離土，就比較容易獲得與自然之間親密相處的閑情逸致。城市是消費主義的，一方面賺錢，一方面消費。城市是有消費能力的，城市幾乎所有生活方式都需要花錢，通過消費來產生意義。

　　落葉歸根與追逐利益。城市是進取的，有著大量機會，特別適合年輕人，農村則為缺少進城機會和進城失敗的農民提供了退養的地方。城市是追逐利益的，農村則適合養老。無論在城市多么成功，年齡大了都希望落葉歸根。

　　城鄉差異的功能

　　利用好城鄉之間的差異，不僅可能助力中國現代化事業，而且可以為中華文明復興開創更加廣闊的可能性。要理解城鄉差異，尊重城鄉差異，利用城鄉差異，改造城鄉差異，從而形成城鄉互補，達到城鄉共榮的目標。

　　發展極與穩定器。毫無疑問，城市是中國的發展極，農村是中國的穩定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沖擊，2020年疫情對中國的沖擊，都因為農民工可以返鄉，而極大地消減了對中國社會造成的震蕩。有農村退路的農民不會無家可歸。農民在農村也可以生活且生活得不錯，他們就不是非得進城。城市有了機會，他們再進城尋找這些機會，一旦進城失敗，他們再返回農村。正是通過對城市與鄉村不同邏輯的利用，以及正確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才讓中國現代化進程變得異乎尋常地順利。

　　退守與進擊。城市是農村青壯年進擊的空間，農村則是進城失敗者的退守空間。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面對著一個未富先老的世界難題。未富先老，意味著中國正處在中等收入階段就不得不將更多資源用于養老。相對來講，在當前中國農村，只要農民可以與土地結合起來，他們就不是社會負擔，而是社會資源，國家只需要用比較少的財政資源就可以為農村老年人提供比較好的老年生活。比如通過發展基于村社的互助養老，就可以大大降低養老成本，實現“低消費、高福利”的養老。

　　在當前的中國，城市與農村不僅是兩套不同的形態和環境，而且也是兩套不同的制度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因此也就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城市顯然是當前中國城鄉關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國的現代化首先表現在工業化和城市化上面，工業化又是以城市化為前提的。正是城市帶動，農民進城，生產力突破性發展，城市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才進一步帶動了農村農業的現代化。同時，作為矛盾次要方面的農村在中國現代化中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且有自身的發展規律。正是農村為城市發展中的周期性危機提供了緩沖，正是農村為中國制造業提供了國際競爭力。

　　（作者為武漢大學社會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