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多年，在我國相當長的高速增長期內，高增長主要依靠高投資，而高投資又主要由基建、房地產等驅動。隨著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到中高速增長，這些結構性潛能逐步減弱，“十四五”期間要著力發掘與中速增長期相配套的新潛能，即通常所說的增長動能轉換。

　　中國經濟率先從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中恢復，2020年前三季度經濟增速達0.7%，四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差不多恢復常態。正常情況下，2021年中國經濟有望爭取8%或以上的增速，考慮到2020年經濟基數低，2021年的增長仍屬于恢復性增長。

　　經濟恢復到常態后，經濟增長的一些常規推動力開始起作用。2021年出口不確定性較大。投資的彈性很大，特別是基建投資。消費目前正逐步回升，2021年消費特別是服務消費的整體表現應該會好于2020年。

　　由于疫情沖擊，2020年我國沒有提出具體的GDP增長目標。下一步建議采取就業指標打頭、GDP收尾的增長指標體系。穩增長是為了穩就業，就業指標也能有效衡量全社會資源利用狀態，應成為力爭完成的指標。過去受制于城鄉二元結構、統計能力不足、農村隱蔽失業難以計算等因素，采用城鎮調查失業率和新增就業人數指標，尚未形成城鄉統一的就業狀況指標。目前我國城鎮化率已近60%，數字技術在某些方面已處于全球前列，只要真正重視起來，我們完全可能形成全面、客觀、及時地反映城鄉就業真正狀態的數據，為判斷經濟和就業形勢提供可靠依據。

　　此外，還可以采取若干體現新發展理念的全局性指標，包括居民人均收入、物價水平、宏觀杠桿率、全要素生產率、單位GDP碳排放強度等。GDP指標還是要看的，但應該是預期性、結果性、后置性的，不應再作為掛帥指標。如果前述指標處在正常或好的區間，GDP增速就是適當的。

　　應對疫情沖擊，2020年中國貨幣政策的度把握得較好。與西方國家的寬松政策不一樣，我們沒有搞大水漫灌，只是在經濟出現比較大的波動時適當放松。伴隨經濟恢復到正常增長軌道，下一步宏觀政策也要相應回歸正常狀態。財政政策可能不會一步到位退出，但財政赤字的規模應該會有所減少。此外，疫情期間宏觀杠桿率有所提升，在經濟恢復到常態、逐步穩定后，杠桿率要相應降到一個合適水平。

　　要看到，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宏觀政策主要解決短期平衡的問題，中長期經濟增長更多依靠結構性潛能。現在西方發達國家更關注宏觀政策，是因為它們的結構性潛能很少，經濟增長主要靠更新性需求拉動，如房子破了需要翻修，汽車舊了換輛新的等。和發達經濟體不同，中國還有相當大的結構性潛能驅動增長，而非主要依賴宏觀刺激政策。此前多年，在我國相當長的高速增長期內，高增長依靠高投資，高投資主要由基建、房地產等驅動。隨著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到中高速增長，這些結構性潛能逐步減弱，“十四五”期間要著力發掘與中速增長期相配套的新結構性潛能，即通常所說的增長動能轉換。

　　“十四五”時期，中國國內大循環應注意釋放并用好“1+3+2”的結構性潛能。“1”是指以都市圈、城市群發展為龍頭，為下一步中國的中速高質量發展打開空間。“3”是指在實體經濟方面要補上我國經濟循環過程中新的三大短板，即基礎產業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大、基礎研發能力不強。“2”是指以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為兩翼。

　　“1+3+2”結構性潛能在今后5到10年都能夠起作用，但是現在還不同程度地受到體制機制政策的束縛，應當通過更大力度、更有實效的改革開放，使這些結構性潛能成為現實的增長動能。具體措施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推進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創造條件允許宅基地使用權向集體組織外部流轉。

　　二是推動空間規劃和公共資源配置改革。空間規劃（包括城市規劃）應尊重市場力量，按照人口流動這一重要的市場信號分配用地指標、財政補貼資金等，并按照人口布局變化定期調整城市規劃。

　　三是石油天然氣、鐵路、通信、電力、金融等在內的基礎產業領域，在促進競爭、放寬準入上作出進一步探索。

　　四是加快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健全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繼續推進并擴展義務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可隨人員流動的政策，逐步打通農村和城鎮居民社保的銜接。

　　五是深化高水平大學教育和基礎研究領域改革。

　　此外，還要繼續推進對外開放。我們已經簽署RCEP，正在積極考慮加入CPTPP，通過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相關領域的深化改革，加快建設高標準的市場體系。

　　實現“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應將注意力更多放在提升增長質量上。提高勞動生產率基礎上的合理匯率升值，加上能夠爭取到的實際增長率，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是有可能實現的。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劉世錦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本文由《中國經濟評論》雜志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