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特定的經濟金融發展階段，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有如下四個層面：
第一，“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需要�！�
第二，“在穩增長的基礎上防風險�！�
第三，“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特別是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務�！�
第四，“要把金融改革開放任務落實到位�！�
進入2019年，中央全面提出了推動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思路。究其內涵，過去更強調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務于經濟供給側改革，而現在則具有了更加豐富的要素。在當前特定的經濟金融發展階段，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有如下四個層面。
第一，“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需要�！�
首先，就潛在的政策要點來看。一是需要找準金融服務對象的重點，當前服務于中小微企業、民營企業尤其是重中之重。二是從金融服務主體看，需以金融體系結構調整優化為重點。正如監管部門所言，將來經營不善的金融機構，甚至可以試點破產退出，以及更廣的兼并重組。三是在銀行業機構體系，更好地發展中小金融機構，引導其扎根區域。四是對于資本市場體系，一方面以科創板為抓手，深入探索基本制度的創新和優化，另一方面，應該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更好地支持創新企業的發展，包括大型交易所、區域性股權市場、私募基金、風險投資基金等。五是創新產業金融，積極支持現代化經濟與產業。尤其應選擇那些符合國家產業發展方向、主業相對集中于實體經濟、技術先進、產品有市場、暫時遇到困難的民營企業重點支持。六是突出強調創新動力，即“發展更多依靠創新、創造、創意的大趨勢，推動金融服務結構和質量來一個轉變�！�
其次，就將來的政策路徑與難點來看。一是需把握金融供給側改革的廣義與狹義范疇，是否把所有不適合結構優化、高質量發展的、金融有效供給不足的內容，都納入改革內容？還是聚焦部分目標？需要進行有效權衡。二是把握好供給與需求的關系，拒絕粗放式金融供給增加，也不能沉溺于滿足非理性金融需求。三是處理好總量與結構的關系，我們用以衡量金融發展、金融健康、金融強國的標準，可能更多需轉向結構性金融指標。四是把握存量與增量改革，一方面化解與規范存量金融問題，另一方面以增量改革作為更重要的部分。五是把握資金結構的優化，實現短期資金與長期資金的合理配置，解決過去我國金融市場長期存在的資金期限錯配問題，在信貸市場、資本市場上，都努力改變中長期資金的不足狀況。六是在推動普惠金融創新過程中，避免過度采用行政化手段反而“好心辦壞事”，并減少對金融活動的泛道德化。七是能否充分運用新技術改善金融服務。如《關于加強金融服務民營企業的若干意見》提到要依靠大數據、金融科技來降低信貸面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從而減低對政府信用和房地產的依賴。八是在推動科創板改革時，需權衡支持科技創新、股市制度實驗、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等多重目標，進一步明確政策預期的科創板成功標準，避免改革方案受到未來市場波動的影響。
第二，“在穩增長的基礎上防風險。”
首先，就政策要點來看，必須明確實體經濟健康發展是防范化解風險的基礎。如果只為了片面防風險而損害經濟增長的內在活力，或許將帶來更大風險。我們看到，201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把GDP增長預期目標定為6%-6.5%，實際上已經預期到今年經濟的潛在困難。同時設定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這也是首次將就業優先政策置于宏觀政策層面，體現出增長目標的內涵進一步落在通過促進就業給老百姓帶來切實好處上。
對此，一是就政策的抉擇來看，強調供給側改革并不否定對需求側短期政策的應用，需要實現二者的有機結合，利用需求管理政策來防止短期經濟快速下滑。二是強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逆經濟周期調節作用，不斷優化二者的協調配合模式，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堅持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防范化解風險。
其次，就政策難點來看，還是貨幣金融政策如何為穩增長創造更加良好的環境。當前，最為迫切的是要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解決貨幣“水渠”不暢通的問題。對此，應從資金供給端和需求端綜合施策。一方面，在資金供給端，加強財稅、貨幣和信貸政策的統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推動金融機構回歸本源、改善服務。從根本上看，貨幣供給側的約束條件包括流動性、資本約束、利率價格等，目前已經在政策層面開始多方著力�？梢灶A計的是，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相比去年少了“保持中性”，存款準備金率有下調空間；資本約束有所緩解，當下政策重心從去杠桿到穩杠桿；利率價格持續優化，包括政策利率與實際利率等，也在推動多重利率的市場化改革與并軌。
另一方面，真正的潛在約束還是在貨幣需求側，即如何真正增強企業內生活力，使其有能力獲取金融資源。對此，要致力于解決“多角債”；改善企業的信用環境；創造良好的市場營商環境，促進企業加強技術創新，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從“主體型”政策支持到“行為型”政策支持，等等。
第三，“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特別是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務。”
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今年三大攻堅戰初戰告捷，明年要針對突出問題，打好重點戰役”。央行《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8）》指出，“金融亂象得到初步治理，中國經濟金融風險總體可控”。應該說，經過一段時間的集中治理，就我國金融風險整體上看，已經由前幾年的快速積累，逐漸轉向慢慢緩釋和有序處置，金融風險基本趨于收斂狀態。同時，據統計2018年末，我國宏觀杠桿率總水平為249.4%，比2017年末下降了1.5個百分點，由此從全面去杠桿也轉向結構性去杠桿。當然，在“穩中求進”的前提下防范風險，一方面強調并非全面“消滅風險”，而是有效地管理系統性、非系統性風險，使其在可控范圍內，另一方面，并不意味著潛在風險挑戰不再突出，而仍需避免新形勢下各類風險積累的“過猶不及”。
在此情況下，防風險、促安全的著力點突出表現為幾大政策方向。首先就是如何更好地“補短板”。一是完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主要是支付清算基礎設施，包括大額、小額、證券等，為整個金融活動奠定更加高效、安全的“道路、鐵路和航運設施”。二是完善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金融業綜合信息統計，不要讓決策者出現“盲人摸象”，更加及時、準確反映金融風險波動的相關信息，并且能夠充分體現出金融體系內的動態資金流動情況。三是完善信息發布管理規則，避免出現金融信息混亂影響預期，甚至對金融市場穩定、價格形成帶來負面沖擊。四是不斷完善信用體系，為良好的金融生態建設創造條件。
其次，是如何繼續完善監管機制。一是“以人為本”。重點是“管住金融機構、金融監管部門主要負責人和高中級管理人員，加強對他們的教育監督管理，加強金融領域反腐敗力度�！蓖瑫r，還“要培養、選拔、打造一支政治過硬、作風優良、精通金融工作的干部隊伍�！倍羌訌姳O管協調，堅持宏觀審慎管理和微觀行為監管兩手抓、兩手都硬、兩手協調配合。三是加強基層金融監管力量，強化地方監管責任。四是“要建立監管問責制，由于監督不力、隱瞞不報、決策失誤等造成重大風險的，要嚴肅追責”，由此看，既堅持了監管責任分擔，又避免了責任的過于擴大，乃至產生負面影響。五是“要解決金融領域特別是資本市場違法違規成本過低問題”，逐漸由行政懲罰為主，轉化為更重視經濟處罰，真正讓性質惡劣違法分子“傾家蕩產”。
最后，從近期重點來看，一是宏觀杠桿率、金融控股公司、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等仍然是當前風險防控與監管的重點領域。二是監管對持牌機構的正常風險容忍度似乎有所上升，這意味著短期內銀行不良率等指標可能略有提升，但會促使潛在風險盡快暴露，而非推后乃至將來積累爆發。三是強調盡快健全金融機構公司治理，這也是微觀層面監管著手的重點，包括金融機構國有出資人的進一步探索。四是局部非系統性風險治理仍將不斷深入，尤其是針對各類打著金融創新旗號的非法金融活動。
第四，“要把金融改革開放任務落實到位。”
改革開放一直就是我國邁向現代化進程中不可動搖的戰略方向。當前，需要在落實既定任務的同時，根據國際經濟金融發展形勢變化和我國發展戰略需要，研究推進新的改革開放舉措。尤其要提高金融業全球競爭能力，擴大金融高水平雙向開放，提高開放條件下經濟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風險能力，提高參與國際金融治理能力。
早在2018年4月11日，央行行長易綱就表示，對于中國政府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宣布的中國將大幅放寬包括金融業在內的市場準入等內容，人民銀行和各金融監管部門正抓緊落實，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大幅度放開金融業對外開放，提升國際競爭力。
我們認為，雖然目前遇到新的國際博弈形勢，面臨內外挑戰，但還要堅持在新的條件下不斷開放。因為只有開放，才能夠經受住國際環境下新的風險挑戰，否則只能是在“小河”里面，經不起大風大浪。
從政策要點來看，一是金融國際化是一個雙向的過程，既包括國內金融體系的對外開放，也包括國內金融資本和金融制度的對外輸出。長期以來我國更加重視“引進來”，而金融自身“走出去”的進展相對緩慢，將來如何協調好內向和外向的節奏，也將成為重要的挑戰。二是需實現提升改革效率與把握風險控制的平衡。金融開放在提升一國經濟金融效率的同時，也會帶來更多的風險和不確定性。開放條件下，我國更易遭受全球短期資本影響，監管者能否真正提升跨境金融管理能力，將面臨巨大挑戰。三是對外開放與對內開放的協調，更應該重視對內開放的同步進行，從而真正依托于國內經濟和社會需求，大力推動扎根于實體的內生性金融創新。四是在推動機構、市場、產品的國際化發展同時，還需在規則、標準方面爭取一定的主動權。五是對于金融基礎設施的開放問題，要在國際化發展與自主可控方面把握好平衡與節奏。
�。ㄗ髡呦祰医鹑谂c發展實驗室副主任、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