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中國經濟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過去40多年持續推進的改革開放。未來，中國經濟要實現高質量發展，仍離不開進一步的深化改革與對外開放。不久前，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習近平主席宣布中國即將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改革開放舉措，強調“加強制度性、結構性安排，促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向世界宣示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的決心和信心。新起點，新征程。探源開放理論，深入理解我們為什么要堅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有利于在更高起點上推動新時代的對外開放，從而不僅為國內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間，也為世界帶來更大機遇，讓中國發展更好惠及世界。

　　（一）

　　對外開放促進經濟社會進步和國家繁榮發展，這是被古今中外的經濟理論和發展實踐所證明的深刻道理。

　　馬克思曾明確地把國際經濟關系列入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框架之中。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發展必然帶來分工的深化和交換的擴大，而分工的深化又會促進生產效率的提高，進而推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并深刻地影響世界經濟。

　　中國對外開放實踐與中國傳統中的貿易思想高度吻合。早在2000多年前，中國的思想家、歷史學家便對自由貿易與經濟繁榮之間的關系持有深邃見解。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有“以所多易所鮮”之說。《淮南子·齊俗訓》則更進一步提出：“澤皋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司馬遷所談“貨殖”，即為現代經濟學中的收益或增長。“以所多易所鮮”“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可謂中國古代貿易思想的精髓，它們言簡意賅地點明了經濟增長的根本源泉之一來自于貿易。據此，我們可稱之為“淮南子—司馬遷定理”。經由“易”來獲取貿易收益與經濟發展的典型事例還有很多。在中華文明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不難發現，那些采取了符合“淮南子—司馬遷定理”的經濟政策的時期，往往經濟繁榮、社會安定。

　　“淮南子—司馬遷定理”雖然出現在2000多年之前，但已經凝練地包含了現代開放經濟的基本原理，特別是貿易理論中的三大理論。亞當·斯密在其傳世之作《國富論》中著重討論了一國繁榮發展的邏輯。在斯密眼中，經濟發展表現為人均收入的增長，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促進人均收入增長的唯一來源；提升勞動生產率的根本途徑則在于分工和專業化水平的提高；導致分工和專業化水平提高的基礎條件，則是市場規模的擴大。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模型：市場規模擴大→分工和專業化加強→勞動生產率提高→人均收入上升→經濟增長。對以上增長邏輯加以簡化后可得：經濟繁榮來自于市場規模的擴大，即所謂的“斯密定理”或“絕對優勢理論”。

　　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則認為，不同國家因技術差異導致勞動生產率不等，進而導致生產成本不同，一國在生產兩種產品均無絕對優勢的情況下，應基于“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弊相權取其輕”的原則，集中生產絕對劣勢相對較小的產品，并將之與其貿易伙伴進行交換，即可實現貿易雙方的福利改進，這就是所謂的“比較優勢理論”。該理論使自由貿易促進經濟繁榮的理念得到進一步升華。馬克思對此觀點亦持肯定態度。他認為，國際交換中勞動生產率較低的國家，即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所付出的實物形式的對象化勞動多于它所得到的，但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產的更便宜”。

　　“淮南子—司馬遷定理”特別強調了稟賦對貿易的作用。2000年后瑞典經濟學家俄林基于赫克歇爾的研究指出，每一地區最適于生產那些所需生產要素在該地區比較豐富的產品。由此，他提出了關于要素差異的國際貿易理論，即“要素稟賦論”或“赫克歇爾—俄林理論”。“要素稟賦論”認為，生產商品需要不同的生產要素，除了勞動力還有諸如土地、資本、技術、知識等要素，且由于生產的商品不同，需要配置的生產要素也存在差異。基于此，一國應該出口由本國相對充裕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產品，而進口由本國相對稀缺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產品。換言之，世界各國間要素稟賦的相對差異，以及生產各種商品時利用這些要素的強度差異，共同構成了國際貿易的基礎；通過貿易各參與國均可以提升自身福利水平，進而促進共同繁榮和發展。

　　上述貿易理論都不同程度地證明，即使不存在技術進步，只要市場中微觀主體或國家專注于自身擁有優勢之產品的生產，并與貿易伙伴交換獲取自己沒有或生產效率不如人的產品，即可實現“得自貿易的收益”，進而促進經濟增長。中國過去40多年所實現的經濟奇跡，其主要源泉之一在于伴隨市場規模拓展而獲得了巨大的“得自貿易的收益”。然而在現實中，技術進步自始至終與市場規模拓展并行，并主要體現在分工和專業化水平提升的過程中，有時甚至還決定了市場規模拓展的速度和邊界。再者，無論前述中所說的“易”還是“交換”或“交易”，其實現都不是沒有條件的。這里所說的“條件”，簡言之即交易規則，以及交易規則基于其上的制度安排。由此一來，中國奇跡賴以實現的條件便是：“得自貿易的收益”“得自技術進步的收益”和“得自制度完善的收益”。就中國奇跡而言，對外開放扮演著邏輯上和實踐上的先行者角色。

　　討論技術進步對經濟長期增長貢獻的文獻汗牛充棟，其中以熊彼特的論述最具代表性。熊彼特指出，增長的源泉來自于創新，而創新表現為新產品、新方法、新市場、新原料和新組織方式。熊彼特創新理論中不被人特別關注的是他對“新市場”的討論。恰恰是在這一點上，熊彼特和斯密等人強調市場規模的貿易理論匯于一處。新市場的出現勢必引發新的分工與專業化生產，市場規模擴大帶來的競爭加劇也迫使各層次的市場行為主體從事技術創新或技術引進。在強調專業化生產和競爭扮演著推動技術進步的關鍵角色的同時，熊彼特還指出了創新得以實現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條件：存在一個有效的金融市場為創新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鑒于金融市場乃典型的制度密集型安排，體制機制改革或有效制度的設立便成為無法回避的問題。

　　貿易與技術進步都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但前提條件在于有效的制度安排，其中的核心要素是明確界定和保護財產權，各行為主體尊重契約，政府和市場各自發揮自身的本分功能而不相互跨界。上述三項制度安排的核心要素，既是市場規模得以維持和擴大的條件，也是市場規模擴大最終傳導至經濟增長的條件。由于界定和保護產權、維護契約、保障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無一不是由政府來實施的，所以三項要素中最為關鍵的角色是政府。

　　（二）

　　總的來看，對外開放的經濟邏輯，基本思路在于闡述開放如何通過擴大市場規模來促進長期經濟增長。市場規模的擴大有五個維度。一是參與交易的人口數量的增多；二是參與者因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而提高了財富創造能力；三是可交易對象范圍的擴大；四是貨幣化程度攀升；五是有效制度安排之覆蓋面的拓展和執行力度的加強。五者相輔相成、共同作用，最終導致了市場規模的擴大。將市場規模的擴大與長期經濟增長理論相結合，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簡潔的模型，其關鍵變量和邏輯關聯如下：市場規模擴大→潛在的“得自貿易的收益”出現或增大→得到政府恰當保障的財產權和契約權→交易成為可能并可以順利完成→分工和專業化程度加強→創新和學習帶來技術進步→勞動生產率提高→經濟增長。上述邏輯框架有助于我們從理論上深化對中國對外開放的理解。

　　在此有必要就全球治理作一點補充。全球治理本質上是一套用于規范國家或非國家行動體之間博弈的規則體系，具有強烈的“非中性”特征。當前的國際制度和體系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創建。隨著全球主要國家博弈者之間實力對比發生深刻變化，一些新興經濟體越來越成為解決全球問題的不可或缺者，它們與現行國際制度的利益攸關度亦顯著提高，希望通過全球治理來維護和拓展自身利益的訴求也不斷增強。在此背景下，在平衡好權利和義務關系的同時，本著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的原則，積極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實乃大勢所趨。上述邏輯可以說恰當地解釋了中國在全球治理領域內的實踐。

　　中國自1978年開始的對外開放是一個不斷拓展和深化的歷史進程。中國的對外開放實踐，既很好地吻合了中國傳統的貿易理論“淮南子—司馬遷定理”，也可以在現代貿易理論和長期增長理論中得到驗證。展望未來，中國仍需要以自身開放來引領和促進世界各國的相互開放、共同開放，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改革和區域經貿合作，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貢獻更多力量。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 張宇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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