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周“七天樂”成了“七天忙”，是許多國人剛剛度過的“十一”長假的真實寫照。人們在長假里忙著參加婚禮，忙著旅行，忙著探親訪友，把幾項議程壓縮在一個假期里。有專家認為，目前國內的休假總量并不算少，居于世界中等水平之上；人們之所以感覺“假荒”，是因為現行的休假結構不合理。

　　目前，國民休假結構高度集中，而且受限于節日分布，部分時段假期較為密集（如清明節、勞動節、端午節所在的4月~6月），而部分時段出現“假荒”（如暑期7月~8月）。假期的空白期讓人感到長時間無法好好休息，而假期的集中期又讓人不知道該如何度過。假期的活動項目撞在一起，更讓人無比糾結。比如，在剛剛過去的“十一”，恐怕就有不少人為選擇出席親友婚禮還是外出旅行而犯難。

　　以上僅僅是人們對假期設置的主觀感受方面，從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來看，休假結構也會影響經濟周期。黃金周確實刺激了旅游等市場的短時期繁榮，但黃金周前后勢必存在低谷期。旅游景區、交通運輸業、餐飲酒店業為應對黃金周的游客排浪，不得不準備冗余的接待能力，而在平時這些接待能力又被迫閑置，造成了資源的浪費。

　　一些商家還形成了“半年不開張，開張吃半年”的扭曲心態。黃金周期間，很多消費項目價格大幅度上漲是不爭的事實。價格上漲背后，還滋生了服務水平下降、假冒偽劣、強制消費等現象。面對假期各大景區人山人海、擁擠不堪的場面，近年來流行起了“佛系”度假，據說躲在家里喝茶、看書的人，已站在了休假“鄙視鏈”的頂端。

　　凡此種種問題，推動不少有識之士呼吁落實帶薪年假。在制度層面，有《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的頂層設計；在效果層面，帶薪年休假靈活程度高，可以讓利用假期外出旅行的人們獲得更好的體驗。然而多年呼吁下來，依然有不少單位沒有真正踐行帶薪年假制度。

　　面對這種格局，有人在建議中主張借助行政的力量，把帶薪年休假和法定節假日一樣作為政策層面強力推動的議題。這樣的想法，看似積極有效，但實踐中卻可能存在較大的潛在阻力——企業文化有所偏差、勞動者權益保障不到位的單位，往往會用各種潛規則“稀釋”政策效果。

　　我國之所以沒能普遍落實帶薪年假，一方面是因為部分企業的用人觀念有問題。這些企業寧可讓員工低效地在崗位上磨時間，也不愿意讓其度假放松以后高效地工作。另一方面，還在于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并沒有真正達到讓人安心休假的程度。有些公司盡管有帶薪年假安排，不少員工卻放棄休假。其中一部分是員工個人選擇，“出去玩遲早要還的”，不愿因休假耽誤工作；一部分則是無形的企業文化壓力讓人不敢休假。不管如何，這都表明我國產業經濟發展仍處于艱苦的上坡階段，更被看重的是勞動者的價值創造，而非事關身心的基礎權利。

　　改善休假結構，無論是落實帶薪年假制度也好，還是采取其他方法也罷，最根本的途徑是尊重市場規律，發揮市場價值。就現階段而言，帶薪年假確實成了企業吸引人才的福利，也是企業價值觀的體現。相信在人才流動自由的背景下，市場最終會激發更多企業認真落實帶薪年假。從根本上說，只有市場機制更加成熟，創造鼓勵企業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人們才能無后顧之憂地暫別工作，以輕松心態享受假期，進而推動社會文明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