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是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總稱，而“三農問題”則是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的總稱。這兩個概念在中國已經成為人所共知的專有名詞。“三農問題”作為政策話語、社會話語和學術話語，主導和影響著中國關于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政策設計、大眾討論和社會研究長達20余年，尤其是引起了全社會對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高度關注和極大重視。然而，與作為大眾化和通俗化的社會討論話語或政策設計中對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總稱相比，作為一種學術話語，“三農問題”的概念界定并不明確。這一概念的不斷傳播和強化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媒體文章和政策文件，但卻未必是學術研究的概念需求。

　　嚴格說來，“三農問題”的概念本身并不能呈現出任何具體而確定的實質內容。例如，“農業問題”僅僅表示農業作為一個部門或行業面臨或存在的問題，但“農業問題”的內涵從其概念本身卻無從得知，它是指生產問題還是流通問題，產量問題還是質量問題，經營方式問題還是科學技術問題，土地制度問題還是社會服務問題？等等。同樣，“農村問題”是指發展問題還是穩定問題，治理問題還是文化問題，基礎設施問題還是村莊環境問題，基礎教育問題還是人才建設問題？等等。對于“農民問題”，它是指收入問題還是組織問題，流動問題還是留守問題，社會保障問題還是社會排斥問題，物質財富問題還是精神幸福問題？等等。

　　有學者將“三農問題”界定為“農業增產、農村發展和農民增收”。也有學者將“三農問題”概括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也有學者將“三農問題”歸結為農產品供給數量和農產品質量、農村公共服務和生態環境保護、農民的經濟收入和社會政治權利三個方面的問題。也有學者認為城鎮化進程中的“三農問題”是：“城鎮化進程中的糧食和其他主要農產品供求問題（糧），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村土地問題（地）；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民轉市民問題（人）”。

　　對“三農問題”的其他界定還包括：“農業萎縮、農村凋敝、農民貧困”，農業經濟問題、農村政治與社會問題、農民權益問題，農業供給能力的持續提升、農民收入水平的持續增加、農村社會發展的持續推進，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戶籍制度改革、農民提高素質和減輕負擔，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城鄉發展差距擴大、農民大量流向城市但又無法在城市體面安居等等，不一而足。

　　除了這些內涵界定不同之外，學者還對“三農問題”的本質有多種不同的解讀，如“三農問題”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過程中農民與其他社會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問題，是工業化進程中農民占中國總人口比例過大的問題，因此也是“農轉非”問題，是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日益貧困和不斷被邊緣化問題，是如何有效保障農民權利的問題，是農民發展問題，即提升農民主體性和現代性的問題，等等。

　　繼“三農問題”提出之后，很多學者又提出了“新三農問題”。如，“農民權益保護、農村可持續穩定、農業生態安全”的“新三農問題”；“農民工、失地農民、農業村落終結”構成了“新三農問題”；“土地、治理、民情”構成了“新三農問題”的核心、實質和基礎。此外，“新三農問題”還被界定為農民工、老人農業、空心村的問題，農業劣質化、農村空心化、農民多元貧困化或豐裕型貧困化，最嚴重的是“誰去當農民，誰去種田，誰去建設新農村”的問題，等等。

　　可見，無論是“三農問題”，還是“新三農問題”，學術界從來沒有關于統一其內涵與外延的認識。因此，每位學者在研究中都會首先界定出自己認為的特定的“三農問題”。正因如此，不同學者關于“三農問題”的成因分析與解決建議，因“三農問題”本身的指稱對象不同而常常呈現出風馬牛不相及的結果。

　　其實，作為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總稱的“三農問題”，就如當下將“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簡稱為“一懂兩愛”一樣，不過是中文大眾傳播中慣用的便于記憶和理解的一種話語方式，對于社會討論和政策討論非常實用，但若作為學術概念，則沒有什么實質意義，也難以因為這樣的話語形式而促進學術研究的進步與深化。

　　（作者葉敬忠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