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幾年的大蒜、生姜，到今年的瑪咖、菠蘿，在農產品價格暴跌中，農民很受傷。訂單農業作為以銷定產的重要手段，對穩定農產品價格、確保農民合理收益、抵御市場價格風險具有一定的作用。然而，記者調查發現，訂單農業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卻因為部分農民契約意識差、惡意違約而變得難以推行，這反過來又傷害了商戶和農民。（7月6日《人民日報》）

　　契約意識其實就是誠信意識。在人們的傳統印象中，農民大多淳樸厚道，重信守諾，而現在出現了部分農民契約意識不強、惡意違約的情況，實在有違人們的印象和常識。細細想來，這種違約案例并不少。看看整個社會的誠信意識，獨獨指望農民失信，似乎不公平。

　　相對于站在一旁抱怨，更值得思考的是如何才能提升農民的契約意識。這里需要把握兩層關系，一是解決內外問題，對內把提升農民誠信意識作為重點，對外則需要整體推進社會誠信意識，讓農民看有典型，學有榜樣；二是解決“上”“下”問題。上策是加大教育引導，通過讓守信者得利，提升農民的誠信意識；下策則是加大懲戒約束，通過讓無信者寸步難行，來倒逼農民的誠信意識。把內和外、上和下的功夫做足做到位了，農民的誠信意識、契約意識，自有柳暗花明一天。

　　在看到農民契約意識對訂單農業制約的同時，還必須看到，當前訂單農業出現的問題，遠遠不是農民單方面的問題。特別是在訂單價格遠遠大于市場價格的時候，違約時有發生。一些企業，在事實上成了負面典型，影響了農民契約意識的提升。

　　這些年來，我們看到了太多農業報道，最經常出現的一種情況是“興，農民小樂；衰，農民大苦”。這體現在訂單簽訂時，農民并無多少話語權。而一些企業利用手中的資本優勢和信息優勢，常常把利潤的大頭拿走，只把小頭留給農民。在市場形勢好的年頭，農民還能得到一點好處；如果市場形勢不好，農民基本上就是微利甚至虧本。而對企業來說，永遠都拿大頭。這種情況的存在，影響到了農民與企業的命運共同體意識，也影響到了農民兌現訂單的積極性。

　　還要看到，傳統一家一戶生產，無論是在簽單還是兌現上，都存在一定的“先天不足”。在市場上我們看到，往往“大塊頭更有大誠信”。針對當前的農村現實，建立和發揮合作社的功能，不僅能夠增加農民的話語權，也能夠提供訂單的兌現率。農民是合作社的主體，但在合作社的組建中，卻需要發揮政府的作用。在關鍵環節發揮關鍵作用，顯然比指責農民更有意義。

　　由此不難看到，訂單農業推廣難不僅是農民問題，更不僅僅是誠信問題。就當前而言，提升農民的契約意識、組織化水平，加大農民的話語權，在簽約時把更多利潤留給農民，有利于訂單農業的推進。而且，提升農民的組織化水平，加大農民的話語權，會促進農民的契約意識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