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筆者本科畢業時，身邊的同學朋友對于要去哪座城市從事何種職業，并無清晰思路。大抵是工作待遇好、平臺高，無論省內省外，乃至國內國外，都愿意去沖一沖，闖一闖。最終果然散居天南海北。敢下五洋捉鱉的雄心背后，固然有年輕人的沖勁和闖勁，但根本原因還在于就業壓力大、生活成本高驅使的職業成長恐慌。因此，提及適意棲居，著實是很奢侈的事。

　　五年過去，就業形勢并沒有太大的變化，“史上最難就業年”時常被提及。仿佛每一年都是“史上”最難。不同的是，各個城市都對大學生群體展開了激烈爭搶。之前沉默寡言的二三線主力城市突然變得無比熱情，一場波瀾壯闊的“搶人大戰”拉開序幕。這些城市你方唱罷我登場，落戶降門檻、租房發補貼、創業有扶持，種種利好紛至沓來。然而，這些人才爭搶計劃，到底成效如何，能否真正掐準大學生需求“痛點”，能否切實讓青年學子適意棲居？

　　人是感情動物，愿意留在某個城市生活，其中固然有城市化發展進程中世界距離的拉近與對鄉村的背離，更多的還在于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物質方面，無非吃穿住用行五大要素。滿足這些，除了要求一座城市的服務業具有比較優勢，要全、精、廣，還要求人才本身擁有一定經濟實力，為享受城市服務承載最起碼的基礎。這背后就拷問一個城市的產業結構是否具有優勢，是否層次完善、科學合理，能否為各類型人才提供一處施展才華的舞臺。

　　精神方面，自然就是一個城市的溫度與寬度。言下之意即政策制定是否對各類人才敞開懷抱，能否讓人感受到城市的價值觀、人文氣息、思想底蘊。在鄉村涌入城市、階層流動頻繁的歷史浪潮中，人的流動性驟然加大。城市以什么樣的姿態示人，人才也以什么樣的感情示城。當然，一二線城市也不可能放開所有口子，讓每個人都在城市定居生活（定居與工作不是一個概念），這畢竟關乎城市的資源、環境、交通、醫療、社保、教育等承載能力。超過城市承載能力，涌入人口過多，也就成了災難。所以，以學歷和技能為標準畫一條線，引進年輕的動力活力與創造力，是城市經濟由高速發展向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趨勢。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上看，人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寶貴資源，大城市唯有持續增強各方面承載力，循序漸進放開各類體制機制限制，才能保持一以貫之的發展后勁。這也是世界其他特大城市如紐約、東京等的共同發展路徑。

　　梳理今年來成都、武漢、深圳等地的“搶人大戰”，一個明顯的變化是，青年學子落戶數量同比大幅提升。此外，還有一些住房和創業的積極舉措正在次第鋪開，這些政策善意當然是好的，精神“牌”已經打好。但光有精神肯定還不夠，轉變發展方式，完善產業結構，推動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內容的高質量發展，將人才數量轉化為發展質量，把物質基礎打得更牢更堅固，才能為人才適意棲居提供厚實的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