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

　　創新社會治理，增強社會自治共治、共建共享能力，公眾參與是不能缺少的一環。如何充分運用包括微信在內的互聯網這一新手段，疏通公眾參與渠道，調動公眾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是創新社會治理、提升自治共治的重大課題

　　據報道，今年第一季度上海全市發出的食品安全投訴舉報獎勵只有5萬多元，還有相當一部分獎勵資金趴在賬上“睡覺”，獎勵的舉報數目只有50件。為此，奉賢區啟動微信舉報小額快速獎勵試點，只要舉報屬實，舉報人最多自舉報之日起9個工作日內就能拿到獎勵。微信公眾號“食安奉賢”自上個月開通以來，粉絲數量激增，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熱情被逐漸點燃。而按照以往食品安全舉報獎勵發放流程，舉報人拿到食品安全舉報獎勵，最快也要半年，最長要一年，因此大大影響了公眾參與的積極性。

　　推進社會治理創新，必須吸納公眾參與。如何鼓勵公眾參與食品藥品安全監督，是上海一直在探索的問題。微信舉報小額快速獎勵的探索，給我們帶來許多有益的啟示。

　　用互聯網拓寬公眾參與渠道

　　市第十一次黨代會報告提出，要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線，按照最嚴謹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要求，建設市民滿意的食品安全城市。同時，報告還提出要推進社會治理創新，增強社區自治共治、共建共享能力。

　　創新社會治理，增強社會自治共治、共建共享能力，公眾參與是不能缺少的一環。就拿食品安全治理來說，2009年6月　《食品安全法》　取代　《食品衛生法》　實施以來，在明確部門監管職責、完善食品安全體制、嚴格法律責任等方面均有突破，對于消除我國長期以來食品安全亂象叢生現象起到了積極作用，但近年來重大食品安全問題仍頻頻發生。對此，加強政府監管、強化責任追究、提升企業誠信等固然重要，但

　　面對成千上萬家注冊食品生產加工單位和難以計數的路邊排檔小店，僅憑政府食品安全監管機構的有限資源不可能實現監管對象的全覆蓋，僅強調企業的自律和良心也難以杜絕。消費者作為政府權力的賦予者和食品安全的直接關系人，直接參與對食品安全的監管既符合權利制約權力的監督理念，也有利于構建行政監管、法律監督、刑事制裁、公眾監督相配套的嚴密食品安全監管體系，確保我國食品安全不再成為國民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但要激發公眾參與的熱情，絕非易事。《上海市食品安全舉報獎勵辦法》為保護舉報者的合法權益，新獎勵辦法允許舉報人通過實名、隱名、匿名等3種方式舉報。其中隱名舉報，即舉報人不提供真實姓名或名稱，但提供其他能夠辨別其身份的代碼，如身份證縮略號、電話號碼等，食品安全監管部門可通過上述代碼與舉報人取得聯系并發放獎勵。但是，這依然不能打消舉報人對于個人隱私保護的擔心。運用原來的一套辦法，不僅程序繁瑣，周期很長，而且個人隱私也無法保障。奉賢區試點的經驗就在于能夠運用微信這種互聯網新媒介拓寬公眾參與的渠道，調動舉報人的參與積極性。

　　借鑒國際經驗深化治理創新

　　如何充分運用包括微信在內的互聯網這一新手段，疏通公眾參與渠道，調動公眾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是創新社會治理、提升自治共治的重大課題。由于還處于試點階段，奉賢區的食品安全微信舉報小額快速獎勵目前僅針對無證照餐飲單位的舉報，且累計獎勵的金額有“天花板”———同一微信用戶同日舉報多戶次的，第1戶獎勵30元，第2戶獎勵20元，第3戶及以上獎勵10元，日獎勵累計不超過100元，每月累計不超過300元，每年累計不超過1000元。這與　《上海市食品安全舉報獎勵辦法》　所規定的獎勵幅度相比，實在是“小額”。如何利用互聯網加大獎勵力度，進一步激發公眾參與的熱情，并將可獎勵的舉報對象逐漸擴展到其他食品生產經營的違法行為乃至整個市場監管領域，還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與時俱進。

　　馬克思曾斷言:“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絞首的危險。”只要有超級利潤，食品安全問題在任何國度都有發生的可能。對此，不少國家進行了公民參與食品安全監管的制度探索。如美國　《行政程序法》　和　《自由信息法》　及“吹哨法案”均對公眾參與食品安全監管的信息公布和聽證等程序予以了規定，對舉報者予以保護和獎勵，同時鼓勵民眾參與到監管政府法規實施及對食品生產企業的具體監管之中，如成立第三方獨立的食品安全檢測實驗室、聘請專業人士參與執法監管、賦予公民公益訴訟權和完善集團訴訟制度。如何結合互聯網時代的新特點，借鑒國際上在食品安全監管領域公眾參與經驗，是我們亟待加強研究的。

　　市第十一次黨代會報告提出，要鞏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具體的、實在的。如果我們在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都能夠嘗試像奉賢區這樣的積極探索，運用互聯網拓寬公眾參與的渠道，那么我們的民主政治建設就會得到扎扎實實的推進。

　　(作者為國務院參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長、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會會長、上海市委黨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