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伯特·勞倫斯·庫恩，公共知識分子、政治經濟評論家和跨國企業戰略規劃師，央視英語新聞頻道 “走近中國”欄目主持人（總制片人：朱亞當）

　　央視網熊貓頻道消息怎樣才能真正了解中國經濟的總體情況？也許很多人會依據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來解讀。但在我看來，假如單純看GDP增長率，也許會有迷惑性。2016年中國經濟第三季度的增長率為6.7%，與第一季度、第二季度持平。這一增長速度達到甚至稍稍超過了中國政府設定的年度經濟增長目標。世界市場亦為之振奮。事實上，中國經濟對于世界經濟來說已經到了如此重要的地步：毫不夸張地說，每當中國公布其GDP增長速度時，世界市場都會不約而同地凝神屏息；假如增長率符合預期，人們幾乎可以聽到，國際市場齊刷刷地長舒一口氣。

　　這些較高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對于2020年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來說是十分必要的。屆時，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達到9000美元，比2010年的人均4500美元翻了一番。2015年的人均GDP為6416美元。

　　然而，人們仍有疑慮。特別是一些外國經濟學家擔心：中國的債務尤其是企業債務問題不斷加劇，也許正在接近不可控的水平。而多數中國經濟學家仍很樂觀：他們認為，中國的債務仍在可控范圍。但實際上，債務增長率已遠遠超過了GDP增長率，這說明當前的增長模式從長遠來看是不可持續的。

　　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信貸急劇擴張是2016年超預期經濟增長的推手之一，因為這些貸款主要用于房地產和國家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假如對此不加以遏制，持續上升的債務將不可避免地制約金融體系的運轉。

　　2016年，世界貨幣基金組織（IMF）就中國債務問題發布了一份工作文件，估計中國2015年的非金融債務高達168萬億元（約為25萬億美元），為國內生產總值的225%。其中，政府債務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40%，家庭債務占比略高于40%。按國際標準來說，二者均不算過高。家庭債務比亞洲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標準還要低。但2016年的新增抵押貸款預計將比2014年高出一倍多，因此，家庭債務也在上漲。

　　企業債務則屬于不同范疇的問題：企業債務相當于GDP的145%，占比很高。然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中國的風險看似較大實則可控。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放緩，許多問題也顯露出來了。幾乎沒有太多人相信官方公布的不良貸款率低于2%。由于65%的中國企業債務源自產能過剩行業，因此，要他們償還貸款是非常困難的。

　　從債務層面來看，也說明GDP增長速度本身不足以反映中國經濟整體的真實情況。要想接近事實的真相，我們就必須考量其他因素，尤其是中國的長期經濟政策和GDP增長的內在屬性。

　　外界對于中國季度經濟增長報告有些敏感，從起初的擔心到其后的松口氣，其實都大可不必。GDP增長率頂多也只能部分反映中國經濟的總體情況。

　　人們對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普遍擔憂，那么，問題到底有多嚴重？十年前，2006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是驕人的12.7%，大家都很開心——寄望中國拉動世界經濟的增長！而眼下，大家又都對中國經濟猜測種種。但請大家注意：中國已擁有體量超大的GDP基數了。2005年，中國的GDP是2.3萬億美元，2006年12.7%的增長率意味著經濟增長值達到近3千億美元。

　　過去十年，中國的經濟快速增長。2015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為11萬億美元，如2016年的增長率為6.5%，其增長值將超過7千億美元，比2006年的增長值高出兩倍還多。而2016年的中國人口與2006年相比略有增長。也就是說，2016年的人均GDP增長值遠遠超過了十年前。

　　這當然是好消息。然而，經濟牽涉方方面面的復雜因素。經濟增長率是由哪些要素構成的呢？哪些行業是經濟增長的動能呢？人們熱衷于投資房地產，那我們要問：這些資產配置的效率究竟有多高？

　　大量的產能過剩已成為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困境之一。因債務驅動對固定資產的投資，尤其是通過政府刺激經濟項目（出于維持經濟穩定的需要）拉動的投資已導致一些投資沒有效率，甚至產生相反的效果（他們花錢只是為了維持）。

　　雖然我們無法得知每個年度的GDP增長中有多少是非生產性資產，但我們可以肯定：在過去那些年為經濟增長做出貢獻的煤炭、鋼鐵、水泥、玻璃、重型設備、化工和住宅等行業，如今已成為產能過剩的產業。

　　所以，一方面，GDP增長基于一個相當大的基數仍令人印象深刻；但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增長確實是低效的。然而，在消費品、電商和服務行業等方面的增長是實實在在的。

　　或許短期前景難以預測，但建立在經濟轉型基礎上的長期繁榮還是值得期待的。

　　顯然，我們需要GDP數據來制定標準和基準，但我們也不可將其神化。在人們的談論中，經濟增長的話題總是占據首要地位。GDP增長率是簡單、易識別的數字，似乎很容易就能弄懂。這就是其魅力所在，同時也是其問題所在。

　　那么，我們還可以從哪些方面來對經濟做出評估呢？我試圖順著中國經濟政策的軌跡，從政策層面來解析其經濟現狀和取得的進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于去除過剩產能、減少企業債務來說非常重要。評估在去產能方面是否取得進展，可以從破產公司的數量是否增加來判斷——關閉“僵尸”企業是件好事，而不是壞事。一些國有企業缺乏活力，這也不是什么秘密。長痛不如短痛，中國政府愿意做出一個艱難的選擇，也許會讓更多的國有企業破產，以謀求經濟發展的長遠利益。同樣，以更多的債轉股交易來減少和清償企業債務。

　　另一個經濟衡量指標是由銀行發放給國有企業的不良貸款率。官方公布的基于狹隘定義上的不良貸款率為1.5%，人們對這個數據不以為然。分析人士估計，實際的不良貸款率在10%到20%之間。我認為，如官方發布的不良貸款率更高一些，就更能作為可以確實反映經濟運營情況的參數。只有這樣才能表明政府整頓金融體系的決心，這對可持續增長來說是很有必要的。

　　只有放寬視野，才能看清未來趨勢。因此，我們不能局限于眼前的這些數據。中國經濟正處于歷史性轉型期，機遇與挑戰并存。中國面臨的問題不容小覷，如經濟增長放緩、社會不平衡、產能過剩、債務過高、污染嚴重等等。

　　如何解決這些復雜的問題？中國已制定了一個指導經濟轉型的戰略，是國家政策的頂層設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了中國發展的新模式， 即“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

　　為什么提出的是這五大理念？每個理念如何發揮作用？為什么將它們統合在一起？又為何如此排序？再者，既然每個理念都已廣為人知又普遍實施，現在為何又要把它們一并作為指導性的協調戰略提出來呢？

　　“創新發展”居五大發展理念之首。把創新放在首位，這是因為中國需要突破，漸進式的改進顯得遠遠不夠了，中國領導人正在加大改革力度。改革就需要做出改變，要改變就需要不同于以往的做法，而要改變工作方式就需要創新。

　　“創新”一詞也第一次出現在一個理論框架的首要位置。“創新”會涉及諸多領域：毫無疑問有科學技術的創新和管理與流程等方面創新。創新將涉及技術、產業、體制、機制以及文化層面。

　　但以創新為驅動的商業或工業企業比以低成本制造為主的企業運營更加復雜、更難預測結果。創新不能靠自上而下的命令式指揮，創新也不是靠花錢買來的。人們往往很難說清，市場的成功取決于哪些因素；或許，不受個人控制的微妙因素能催生或創造出新的產品或新的服務。

　　創新從本質上來說成功率較低。這意味著要允許創新驅動經濟承受失敗。如果你所有的想法都行得通，那就意味著你的想法太少了。創新就是破壞者，它不因循守舊、不懼資歷、不畏權威。中國已經下決心要進行創新，那么，創新就一定會改變中國。

　　協調發展是五大發展理念中的第二個。為優化經濟發展，必須做好資源的有效配置和資源的公平使用。回顧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一個勁兒地追求經濟增長在當時是很必要的，但其后也產生了許多難以避免的問題——尤其是造成了地區之間、不同領域和不同階層之間的不平衡，并拉大了城鄉之間的差距和東部沿海地區與西部內陸省份之間的差距。此外，省市之間的互相競爭導致資源配置的效率低下，并加劇了產能過剩。

　　雖然，中國現在已經意識到必須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但業已存在的問題仍需面對，比如省市之間的競爭造成產業發展同質化的問題。要解決此類問題就需要協調好多個區域經濟的發展，并注重城鄉之間的平衡發展。

　　這也是為什么中國政府把“協調發展”作為力促經濟轉型的重大國策的原因。協調發展就是要減少和解決各類不平衡和各種差距：這意味著要協調好富裕和貧困地區的發展規劃，如要解決好現代城市近郊農村地區的貧困問題；這也意味著讓發達地區幫助欠發達地區，比如讓上海市在醫療方面幫扶青海省。

　　從國家層面來看，中國已經在多個省市開展了全面的區域協調發展，如長江經濟帶和京津冀協同發展。從國際層面來看，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體現了協調發展理念，將促進60多個國家的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

　　對于那些因競爭造成工業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的省市來講，協調發展顯得尤為重要。此類風險依然存在。因此，要讓這些省市既有合作又有競爭以便優化經濟發展，確實是一項很大的挑戰。

　　環境污染已成為中國的一大痛點，這是工業無約束發展造成的后果。人們對空氣、水、土壤遭到污染嘖有煩言。中國怎么才能在不影響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剎住和逆轉環境污染的勢頭？中國要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就必須思考和回答這個問題。

　　中國政府已對此做出了回答。在中國歷史上首次把“綠色發展”作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三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

　　中國實施改革開放國策將近40年了，為何會將“開放發展”置于五大理念的第四位？

　　我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到中國訪問，可以說親眼目睹了中國近幾十年舉世矚目的發展歷程。在改革開放初期，“開放”指允許外資進入勞動力成本低的制造業領域。現今，中國已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面臨產能過剩和勞動力成本較高等復雜的結構性問題，需要新的開放模式。

　　中國開啟了哪些新的開放模式？比如建立自貿區，倡導和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以及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參與一些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修建高鐵，收購外國公司，購買技術、管理和品牌，開拓市場和分銷渠道等。通過與海外的先進技術、管理和市場接軌，中國企業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正發展成為新的跨國企業競爭者。

　　我認為，中國進一步開放不是為了取悅外國人，而是為了滿足自身需求。相比三十多年前的開放，如今中國的開放程度更加深入，其意義更加重大。現在中國的開放更強調讓經貿交往更加便利、更加快捷、更加通暢。這包括讓私有企業進入過去嚴格控制的能源、醫療等行業領域。

　　開放當然也包括國外公司可以進入中國的更多行業，受到的限制更少。這樣就會促使市場競爭倒逼中國企業進行創新和改進。最終的贏家會是誰呢？當然是中國消費者！

　　中國要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就必須消除經濟和社會中的不平衡，尤其是要縮小城鄉差距和消除貧困。這也是五大發展理念之“共享發展”的題中之義。

　　共享是一種理念，基于認真擔當對最貧困群眾和弱勢群體的社會責任，且貫穿于社會各個層面。在地區層面上來說，共享發展就是城市地區幫扶農村地區；在國家層面上，共享發展就是發達地區幫扶欠發達地區。

　　中國政府自信地承諾，一定能持續、強有力地推動和做好扶貧脫貧工作。中國共產黨作為長期執政的政黨，確保了實施這項戰略的政策連續性。例如，為推進消除貧困，中國政府在2009年就采取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措施，如為貧困人口提供便捷、負擔得起的醫療服務。

　　共享發展作為五大發展理念中的最后一個關鍵詞，并不是因為它不重要，而是因為它必須建立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前四項獲得成功的基礎之上。一個社會需要充足的資源作為保障來幫扶困難群體。

　　我們可以用多個標尺來衡量每個發展理念的成果，盡管每一種標尺都不一定完美，但每一種都是有用的。比如說，“創新”發展可以用研發投入（占GDP的百分點）、專利數、新技術產品和企業來衡量；“協調”可以用協調發展區域（以前互相競爭）的差異化經濟發展計劃來衡量；“綠色”發展可以參考非政府環境保護組織的報告；“開放”不妨通過中國自貿區的數據如縮減負面清單（哪些產業禁止進入）來反映；“共享”的成果從城鄉差距的縮小程度和基尼系數（測試不平等）是否降低等來進行判斷。

　　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同時，也出現了經濟增長放緩等諸多挑戰。為此，國家主席習近平呼吁政府與市場共同攜手努力，以優化和平衡效率與公平問題。他認為，政府是“聰明的”決策者，而市場則發揮“決定”作用。習主席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正在引導各級政府官員轉變思想和行為方式。

　　為在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和中國夢的第一步，中國經濟必須進行結構性改革，必須實現社會平衡，必須消除貧困。五大發展理念對于推進中國經濟轉型和社會發展至關重要。

　　綜上所述，我認為，要想真正了解中國經濟，在關注GDP季度報告的同時，還要分析研究衡量經濟狀況的其他指標和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