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四川南充鑫達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競得這塊地，并與南充國土局簽訂土地出讓合同。之后，因雙方存在債務糾紛，南充國土局在糾紛尚未解決的情況下，自行解除土地出讓合同，并在2013年，又將這塊地賣給了謝國友入股的南充泰達置業公司。鑫達公司因此起訴南充國土局“一地二賣”。（12月8日澎湃新聞網）

　　眾所周知，在寸土寸金的當下，將一宗土地先后賣給兩家企業，當地政府除了一次性支付少量的土地補償費之外，可以獲得雙倍的土地出讓金，也可以緩解財政支出壓力。可見，當地政府也不講信用，玩起了“一地二賣”的伎倆。反正，被忽悠的企業，也奈何不了當地政府。然而，一地二賣，折射出了土地財政困局。

　　不可否認，土地財政是建立在集中配置資源、城鄉二元土地制度分置基礎上的，無論是理念上還是方式上，都還是粗放型、消耗型的發展，導致了土地資源的快速出讓與快速消耗，也必然導致各地房價持續攀升、卻無人問津。與之相對應的是，資源被掠奪了，環境被惡化了，“數字政績”被造假了，百姓的“幸福指數”，也被高房價綁架了。這樣的發展方式，越來越受到資源、環境、社會公平等因素，日益增強的影響和制約，越來越不可持續。

　　可見，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地兩賣，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依賴土地財政，不利于地方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更無益于民生。我國現在肯定以調整經濟結構為主，而不是單純的擴張經濟總量。對于一個地方，不能簡單說速度快了、數字高了就是對的，應具體分析他們拉動經濟增長的客觀依據；要具體分析當地的經濟高增長，是不是同時帶來了就業的提高、民生的改善。試想，如果地方經濟增長仍然靠土地財政支撐，一旦無地可賣了，發展鏈條也斷了，就業、民生、“幸福指數”也就沒有保障了。

　　因此，一地兩賣事件的發生，值得地方政府反思。地方過度依賴土地財政，僅是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特別是，十八大以后，中央提出了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方向，這是中國經濟和社會新的發展戰略，這一新戰略的提出，也對房地產行業提出了新的挑戰和機遇。然而，城鎮化并非是樓市化，相反，今后對房地產的調控，也將會日趨深入。各地目前最該做的事情，就是明確方向，轉變發展觀念和方式，推進房地產轉型創新。要知道，制度性、結構性改革，是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內在動力，改革是最大的紅利，也是最大的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