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協商民主”這個政治熱詞“顏值爆表”。推動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成為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風向標；政協的“民主協商”作為常態化的民主形式，也成為了國家層面“協商民主”制度的新常態內容。上海市政協參與地方立法協商，拓展了我國政協工作的新場域，也為落實“協商民主”制度提供了范例。

　　上海市政協自2009年開始參與地方立法，截止2016年3月，共有135件（次）地方性法規和政府規章（草案）在市政協聽取意見。根據反饋情況，政協委員對法規規章的意見建議采納率較高。如《上海市養犬管理條例》的采納率高達93%。對于重點立法協商項目，市政協組織專題調研、委員座談會等，完成了比較全面系統的意見建議報告。如2014年，圍繞《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條例》的起草制定，形成了2.6萬字的立法修改建議。恰如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殷一璀所說：“這是上海重要立法項目開展立法協商的有益嘗試，是一個成功案例。”

　　常識告訴人們：國家機器和國家政權管理國家事務，主要是三件事，即立法、司法、行政。政協既不是立法、司法機關，也不是行政機構，但對管理國家事務的所有權力都能說上話。通俗講，就是：立言不立法、議政不行政、謀策不決策、表達不表決。可見，政協最大的權力就是話語權、議政權，它不是追求說了算，而是追求說得準，所提出的意見建議能夠被決策層廣泛采納。立法協商充分體現了政協的這一特質。

　　我國《政協章程》關于政治協商“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重要形式”的規定，即包含了政協參與立法的民主精神；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彰顯出對政協參與立法的支持；黨的十八大以來，這項工作從理論探索到政治實踐都有所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健全立法機關和社會公眾溝通機制，開展立法協商”。從廣義上說，立法協商就是對立法中涉及的問題，多層面、多方位地同社會各界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的最大公約數。它堪為民主協商在立法中的具體體現，也是民主立法的重要意涵，使得立法廣泛匯集民意、凝聚民智多了一條路徑。

　　必須指出：政協參與地方立法協商，這是一種“政治參與”的行為，而不是“法律參與”，換言之，將立法納入政治協商，乃是一種政治程序，而非法律必定程序，體現的是協商民主的內在要求，當然，社會各界的利益訴求表達渠道一經暢通和拓寬，地方立法的質量自會提升。

　　我國政治民主生活的實踐早已證明：政協具有界別組織結構的優勢和民主協商功能的優勢，這兩方面的優勢表明，政協在組織上有著廣泛代表性，在政治上有著最大限度的包容性。它參與立法協商裨益多多。上海市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曾在《促進地方立法科學化民主化》一文中，根據自身實踐，總結出政協參與地方立法協商有七方面的轉變：一是在名稱上實現了從“在政協聽取意見”到“參與立法協商”的轉變；二是在啟動模式上實現了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參與”的轉變；三是在協商項目上實現了從“零散”到“整體”的轉變；四是在協商時間上實現了從“隨機”到“有計劃”的轉變；五是在協商方式上實現了從“單一”方式到“多種”方式的轉變；六是在參與主體上實現了市政協社法委“獨立承擔”到各專委會“共同承辦”的轉變；七是在意見反饋上實現了“無采納反饋”到“基本都有反饋”的轉變。

　　雖說政協參與地方立法在某些理論問題上尚有爭議，相關制度尚待探索完善，但上海市政協在這方面邁出的堅實一步還是具有很典型的示范意義和借鑒作用，其政治倫理昭示：有助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深化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職能，進一步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優越性的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