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5年末，北京、上海、廣州常住人口總數達近6000萬人。但隨著這幾個城市相繼提出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去年，北上廣等城市隱現“人口拐點”的信號。北上廣三地政府今年上半年陸續公布的常住人口數據顯示，北京出現核心區人口減少，上海出現人口負增長，廣州出現人口增速階段性放緩。（7月18日新華網）

　　北上廣所謂“人口拐點”，除上海出現10萬人的負增長，北京和廣州人口總數其實仍在增長，只不過增速放緩。對主張嚴控人口規模的北上廣管理者來說，這應該是個好消息。但是，這是否真是所謂人口控制與疏解政策的“奇效”，我是很懷疑的。大城市人口增速放緩，與全國總人口增速放緩大體一致，去大城市打拼的本來就是年輕人居多，年輕人總數少了大城市人口自然不再猛增。

　　大城市人口高度聚集，其規模效益與聚集效益毋庸置疑，漫長人類歷史的絕大多數文明都是在城市產生。人為給城市劃定一條人口紅線，其實是一種計劃經濟思維。有的學者就說，東京有三千多萬人口，中國作為一個人口規模比日本大十倍的國家，完全可能培育四五千萬人口的城市。我并不認為應該繼續往少數幾個大城市拼命堆砌資源，吸引更多人口進入，但我同樣不認為，真有必要通過行政手段控制城市人口規模。

　　在城市人口規模這件事情上，市場的調節要遠比行政的調控更為公平也更有效率。為了控制人口規模，要么設定一條資格紅線，即所謂“素質標準”，要么限制自由遷徙權，戶籍福利非但沒有越剝越少，反而越增越厚。無論哪一種，都是很荒謬的。同樣，所謂遷出資源，讓人口跟隨資源流出，也是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把批發市場遷出去很容易，把好大學和好醫院遷走就難了。

　　更何況，強制遷出某項資源，本身就是對該資源的嚴重傷害，基于市場理性的“華為跑了”，才真正可行。如果說，特大城市的出現，過去主要依賴政策的庇護，而非經濟的規律，那么現在要做的，不是再人為控制人口規模或者人為遷出某些資源，只要停止行政干預資源配置、權力扭曲城市發展即可。某些事情只能在某地做，別處不讓干，這種事情應該少做；某地被允許做一些別處不準做的事情，相當于壟斷特殊利益，這顯然不是公平的競爭。

　　中國需要更多的北上廣，而更多北上廣的崛起，一方面需要營造公平競爭的大環境，另一方面則主要依賴市場規律發揮作用。地方政府之間需要比拼的是公共服務的水準，恪守契約精神，善待資本，善待人才，善待每一個初創的企業，寬容每一個市場的創新。如果某些地方還在搞各種無聊的行政管制，動不動就嚴打網約車之類，創新自然就會與這樣的城市無緣，資本既不會青睞，人才也不會涌入。

　　為什么很多人剛剛“逃離北上廣”，馬上又要“逃往北上廣”，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小地方更講究人情關系，尋租腐敗無處不在。而在大城市里，公共服務更趨公平，大家可以拋開關系拖累，拼真本事，因為這里的很多事情是可以預估的，不用擔心政策朝令夕改，不用擔心勾過去后被尅。相比之下，很多小地方依然熱衷于“JQK”式忽悠招商（先勾進來，圈他塊地，然后再尅）。

　　北上廣的人口規模問題，其實不僅是北上廣自身的問題，而是因為其他地方太弱了；同樣，北上廣真正的“人口拐點”出現，也只有等待其他地方更具吸引力地崛起。（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