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人經濟學家陳志武先生不久前拋出一個論斷，認為“儒家文化過于強調家族對個人的保障和救濟，因此抑制了金融市場和福利政府的發展。”“半個世紀以來的技術進步，將讓市場在幾千年來第一次戰勝儒家。”筆者對此不以為然。

　　把家族說成抑制金融市場和福利政府發展的因素，實屬無稽之談。歷史上的實際情況是，往往因為沒有健全的金融市場和福利政府才會迫使家族團結起來強化對個人的保障和救濟。更何況，歷史上傳承數百年的晉商、徽商家族，具有活化國家金融市場的功能，做了大量慈善事業，其良好信譽甚至為現代某些金融企業所不及。更重要的是，在任何情況下，牢記生命的源頭，保持對家庭、家族的溫情和敬意，當是每個人無可逃于天地間的責任和義務，哪怕是家族、宗族概念正在漸行漸遠。

　　把儒家文化和市場經濟視為水火不容，實際上也只是馬克斯·韋伯的儒教不能內在催生資本主義觀點的一個翻版，陳舊過時。我們不妨簡單回顧下西方經濟理論中儒家文化的影子，很多西方經濟學家的觀點表明，儒家文化并非市場經濟的桎梏，反而是市場經濟的同盟。人稱“經濟學之父”的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其名著《國富論》中提出，中國社會長期處于靜止狀態，究其原因是儒家文化影響下的中國強調重農抑商，反對市場經濟，壓制自由貿易。但他同時也清醒地認識到，一個社會絕不能只靠“利己心”正常運轉，還要靠“利他心”加以平衡。用儒家的話說，就是“仁者愛人”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更有趣的是，當近代著名儒家陳煥章1911年出版經濟學著作《孔門理財學》時，被視為西方經濟學國家干預理論重要代表人物的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隨即寫了一篇書評，指出《論語》《中庸》《詩經》《周禮》等中國傳統經典以及很多著名儒者著述之中，含有大量重視經濟、按勞分配、貨幣交易、社會福利等現代經濟思想，并為之感嘆不已。

　　縱觀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儒家文化圈近現代經濟發展史，同樣得不出儒家文化和市場經濟你死我活的結論，相反儒家文化倒是市場經濟的重要動力。晚清時期，最早翻譯西方經濟學著作、提倡并投身發展工商實業的，正是嚴復、張騫等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學者和官員。二戰之后，亞洲香港、新加坡、臺灣與韓國“四小龍”的經濟騰飛，很重要的一個思想資源就是儒家文化。中國啟動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發展，同樣也得益于國人在儒家文化影響下形成的理性務實、勤勉刻苦的傳統。

　　市場也好，經濟也罷，不是一個社會的全部。從改革開放算起，中國實行市場經濟已有30多年時間，國家強了，百姓富了，但市場競爭也帶來一定程度的貧富分化、道德失落等問題。正是在這30多年中，瀕臨死亡的儒家文化開始蘇醒，國學熱潮方興未艾，人們深刻意識到在解決了“富”的問題之后必須解決“教”的問題，必須從“經濟人”走向“道德人”“文化人”。而這正是儒家孜孜以求的目標，儒家文化也能為此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

　　儒家文化和市場經濟絕不存在決然對立的現象，更不存在科學技術進步將讓市場最終戰勝儒家的問題。相反，儒家和市場將會更加緊密地融合在一起，互為支撐，共同發展。甚至可以說，重視道德情操的儒家文化，作為另外一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將會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而顯得愈發重要。(作者是首都師范大學儒教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