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期在多地采訪發現，在特大城市限制人口、中小城鎮擴容的情況下，一些中小城鎮迫切希望加速發展，紛紛提出2020年、2030年人口倍增的目標。國務院有關部門數據顯示，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6年5月，全國縣以上新城新區超過3500個，規劃人口達34億。這些規劃如真能實現，則可容納全世界近一半人口。（7月14日《新京報》）

　　如果不是權威媒體的新聞，有人或許會懷疑數據真實性。遺憾的是，這不是“惡搞”。城市規劃，是城市未來發展的藍圖，以發展的眼光，適度超前是應該的，但必須因地制宜，科學論證。以推進城市化進程的名義，結合實際規劃新區，吸引更多農村人口進城，無可厚非。但是，規劃總得有個譜，“放衛星”式的新城規劃，脫離實際，根本不可能實現，不僅浪費資源，徒留笑柄，損害了規劃的嚴肅性，也有損政府公信力。

　　改革開放之初，由于經驗不足，重視不夠，我國城市規劃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滯后問題。結果，一地規劃制定沒多少年，不斷修改、擴充，甚至一些地方換一屆領導，就換一個規劃。進入二十一世紀，城市規劃工作得到長足進步，越來越受到領導重視、公眾關注。特別是房地產業的高速發展，國家對土地開發控制趨嚴，土地越來越有價值，地方政府土地財政“依賴癥”越來越強，土地資源越來越緊缺。在這種背景下，各地想盡辦法用足中央政策，突破原有土地控制規劃，增加建設用地，不惜“放衛星”，可以容納半個地球人口的新城新區規劃“橫空出世”，也就不足為怪了。

　　問題在于，如此“放衛星”的規劃，須不須要有人擔責？翻遍我國《城市規劃法》，看不到一款涉及規劃失誤應負責任的內容。規劃行政主管部門工作人員，也只有在實施規劃過程中，造成國家財產或人民利益遭受損失的情況下，才承擔玩忽職守、濫用職權、徇私舞弊的法律責任。而對規劃失誤或“放衛星”，似乎無法可究，不必擔責。如果吹牛規劃如愿獲批，意味著本地將增加大批建設土地，有地可轉讓，土地財政也有了進一步保障，何樂而不為？至于規劃最終能否實現？能建多少房子？能吸引多少人入住？公眾只能“呵呵”地聽“下屆分解”了。

　　俗話說“吹牛不用交稅”，意思是吹牛不必負責任。新城規劃“放衛星”，歸根到底在于規劃吹牛不用擔責。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從來沒有一個官員因為城市規劃重大失誤而承擔法律責任。近年來，對行政不作為、亂作為、濫作為的問責越來越嚴厲，被列入終身追責的事項越來越多。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城市規劃科學是最大的效益，規劃失誤是最大的浪費，規劃折騰是最大的忌諱。”雖然城市規劃的制定有其復雜、特殊性，但任性“放衛星”，吹破牛皮也不必擔責，長此以往難逃折騰命運，難免造成公共資源浪費，最終必將傷害政府形象。因此，城市規劃有重大失誤時，讓個別責任人承擔應有的責任，也應該提上議事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