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訂的行政訴訟法已于2015年5月1日起施行，對被訴政府機關的行政應訴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作為一種回應，日前，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行政應訴工作的意見》，對各級政府機關支持、配合人民法院依法開展行政審判工作作出了五方面的規定，其一是“依法履行出庭應訴職責”。《意見》從“政府職責”的維度強調：要明確行政應訴工作職責分工，強化被訴行政行為承辦機關或機構的行政應訴責任；要加強行政應訴能力建設；要確保行政應訴工作力量與工作任務相適應；要將行政應訴能力建設情況納入依法行政考核體系；等。

　　曾記得，我國《行政訴訟法》1989年4月4日頒布實施時，社會反響極大。因為它突破了計劃經濟年代的那種“官管民，民服官”的行政模式，要求“官”必須依法“管民”，而“民”（這里泛指自然人/法人）呢，可以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為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不“服官”，甚至可以依法起訴（俗稱“民告官”）。政府部門官員的情緒則遠遜于“民”，或埋怨，或尷尬，或困惑，或漠視，甚或覺得一旦“民告官”，便是“官”的“恥辱”。沒幾年的工夫，態勢有了明顯的變化，“民告官”順應了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發展趨向，諸多的行政訴訟案，民，不亢不卑；官，不驚不乍。可新的問題又產生了：被告一方，即政府部門的首長或不愿、不敢出庭應訴，或出庭應訴卻不“應聲”，一言不發，形同虛設，或指派律師作為法律顧問到庭應付一下了事。

　　時下行政部門延聘律師當自己的法律顧問，這是常有的事，即使官司臨頭，臨時尋找一位律師代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律師的代言并不能全然代表行政首長的職能。就法律知識、訴訟程序、現場應變、辯論能力而言，律師自然相比行政首長略勝一籌，但本部門的具體情況、本案件的癥結所在以及應訴時將作何種“讓步”、將有何種結局、將產生何種影響，這些唯有行政首長心知肚明，律師是無法越俎代庖的。行政首長在庭上所擺出的事實、所陳述的道理、所表示的態度，都不僅僅是一個言語的“分寸感”、法律的“適應度”所能替代和包括的。正因如此，行政首長應訴就顯得極為重要，也極為現實的了。新修訂的行政訴訟法及國辦的《意見》提出加強和改進行政應訴工作是切中肯綮的。

　　加強和改進行政應訴工作，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意義——

　　首先，體現政府對民意、民聲的尊重。與民事訴訟一樣，行政訴訟的原告和被告在法律地位上是絕對平等的。“民告官”并不存在民眾輕視甚或污蔑政府的意味，它是起用法律的手段來控告政府某些具體行政行為或抽象行政行為（“紅頭文件”）的不合法，以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民告官”堪為民意、民聲的極致，政府強化行政應訴，從淺層面說，當是一種對民意、民聲的尊重，至于“民告官”是否有利、是否合法，那是由法院來定奪裁決的。

　　其次，推進行政應訴，也有利于建設法治政府。人們常說：政府權力是“國之公器”。這是因為它是抽象的國家權力在日常生活中最具體、最集中的表現形式，其觸角深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直接護衛著公民權益和社會秩序，另一方面也可能較易地侵害到公民的合法權益。政府的行政行為是否存在亂作為、不作為而使得公民權益受到損奪，政府自己說了不算，得通過一系列的行政訴訟得出結論。行政訴訟常態化，可令政府決策、辦事都以法律為圭臬，設若如此，建成法治政府將指日可待。

　　再次，“民告官”也是公民通過法律手段對政府行為的一種監督。著名法學家伯爾曼曾說：“法律需要被信仰，否則它形同虛設。”一個政治文明的國度，民眾要信仰法律，政府更要信仰法律。政府信仰法律的一個重要表征便是自覺接受來自各個方面的法律監督，諸如人大監督、司法監督、輿論監督、民間監督等，“民告官”是最為有效、最為堅挺的民間監督，因為從應然角度而言，它無疑是受到司法機關的支持，以法律為強大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