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T”指的是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TIP(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協定)及TISA (全球服務貿易協定)。三者相互聯系、彼此呼應，重在制定所謂全球貿易和投資新規則、新標準，成為美國在全球經濟布局和經濟治理中的三根戰略支柱。

　　試圖捍衛美國經濟地位

　　為擺脫經濟危機和走出衰退，美聯儲實施三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奧巴馬提出5年內“出口倍增計劃”；美國政府推出以TPP、TTIP、TISA為核心的全球經濟布局，試圖建立超越WTO的第二代全球貿易與投資新規則，確保美國占據規則重構中的絕對主導地位。

　　早在1993年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后，美國政府就開始謀劃加強對外經濟聯系及尋找更為廣闊海外市場的路徑，提出建立“環太平洋經濟圈”，建立“從阿拉斯加到火地島”的西半球自由貿易區。同時，美國與歐盟聯姻，組成“大西洋共同體”或“大西洋自由貿易區”。

　　奧巴馬接過美國前政要和戰略家的思維和概念，把建立“環太平洋經濟圈”和“大西洋自由貿易區”的內涵加以完善，并開始推動和實施。一方面，及時加入TPP談判，積極推動TTIP談判。另一方面，美國作為全球服務貿易出口大國，并不滿足于WTO烏拉圭回合談判達成的《服務貿易總協定》，轉而于2013年初以美國服務貿易強項作為衡量標桿，主導TISA 談判。TISA的目的是推動達成所謂更全面、更高標準的新服務貿易協定，與TPP、TTIP共同服務于構建符合美國戰略利益的全球貿易和投資規則。

　　理性應對轉移效應

　　為應對這一態勢，我們有必要正確認識“3T”戰略，在透徹了解TPP、TTIP和TISA文本內容以及我國與TPP、TTIP國家經貿關系的基礎上，對其可能帶來的貿易和投資轉移效應等，進行全面系統評估并予以理性應對。具體有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要認識到TPP對中國影響較有限。

　　TPP雖然對我國經貿和地緣政治影響最為直接，但宣稱“缺席TPP使中國成為環太平洋的孤兒”“不加入TPP的國家只有死路一條”等，其實都是夸大其詞的。

　　首先，在國際關系民主化的大勢下，國際貿易抑或國際投資規則均為雙向、多向的選擇。沒有中國參加的TPP，同時也意味著相關國家自身受到損失。

　　其次，美國已同多數TPP國家簽署FTA，其關稅已經接近零關稅，簽訂TPP無異于保持現狀。

　　再次，2014年12個TPP成員國之間的貿易總額為2.4萬億美元；剔除美國，其他11國的相互貿易額僅為0.68萬億美元。而中國已經與超過半數TPP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剔除美國，中國同這11國的貿易額為1.72萬億美元。TPP將驅使附加值較低的貿易和投資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國家，但沖擊力較為有限。從產業結構調整角度看，勞動密集產業逐漸外移是必然趨勢，符合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中的地位目標。

　　最后，TPP只是全球FTA和區域經濟合作的一種形式或安排，其打造的國際貿易與投資規則僅適用于締約方，很難成為全球都要遵守的貿易和投資新規則。

　　第二，根據自身情況選擇是否加入TPP。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總統特別助理李侃如認為，在國會批準TPP后，美國肯定會歡迎中國加入。但中國是否加入TPP，既需要考慮自身條件，進行成本—效益分析，又需要考慮多種國內外復雜關系因素；不僅要考量TPP所能帶來的經濟利益，也要看到TPP包含的社會政治風險。

　　事實上，中國作為國際經濟貿易大國，有多種途徑加強同美國的貿易、投資合作與對話。其中包括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投資與貿易協定談判，進而啟動中美FTA談判。中小國家則不然。馬來西亞學者認為，面對TPP，中國等大國可以叧起爐灶，但中小國家則擔心被排除在外，面臨政治、安全等風險，而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好壞照單全收。因此，對“海上絲綢之路”沿線中小國家的現實處境，我們應當多予以理解，對它們多做工作，讓TPP中的東盟國家積極參與“10+3”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談判。

　　第三，盡早改變“貨物貿易大國，服務貿易小國”格局。

　　國際經濟交往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與投資三大領域。美國等發達國家在服務貿易領域占有領先地位，全球97%的專利和70%的版權和許可證為美國等發達國家所擁有。美國欲借助TPP和TTIP加速促進投資與服務貿易自由化、便利化，以填補貨物貿易逆差黑洞。

　　而我國對外投資雖在快速增長，但規模尚不及美歐；　我國是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出口國，但服務貿易發展水平偏低，高端服務業競爭力較弱。WTO公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貨物貿易出口占全球市場份額的15.5%，而服務貿易出口占比僅為4.7%。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2015年我國貨物項目下的凈收入為5781億美元，服務項目下凈支出為2094億美元。

　　WTO前總干事拉米認為，服務貿易是經濟發展、競爭力和生產率提高的動力，中國的服務業與經濟發展水平不相稱，需要彌補服務業這一短板。因此，我們需要特別關注美國主導的TISA談判以及TPP、TTIP相關服務貿易條款的影響，采取措施增強服務貿易競爭力，盡早改變“貨物貿易大國，服務貿易小國”的局面。

　　第四，盡快適應、參與、制定國際貿易和投資新規則。

　　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量居全球首位，是世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因而國際貿易和投資越便利就越有利。我們應在國際上反對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和投資歧視性待遇。

　　盡管業已簽署的TPP并非是早先的高規格、高標準原版，不少目標設有過渡時間表和例外條款規定，但我國對外經濟合作水平與其標準相比仍有不少差距。“十三五”規劃提出的完善對外開放戰略布局、完善國內自貿區建設布局，具有很強的時代性和針對性。建立上海等四個自貿試驗區是實施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需要，也是適應、參與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制定的需要。我們既要積極主動地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又要看到國際規則變革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發展趨勢，與我國擴大開放的總方向一致。上海自貿試驗區也應加快有針對性的改革。

　　第五，辯證認識“區域發展優先”與“地區開放主義”的相互關系。

　　從理論視角看，區域經濟一體化以區域發展優先為原則，其開放性表現為相互間關稅逐步降低，非關稅壁壘不斷排除，以促進商品、資本、技術和人員的自由流動，實現區域內經濟共同發展和繁榮。但是，區域發展優先原則并不妨礙區域合作整體和個體實行開放的地區主義，積極發展與其他地區和國家的全面經濟合作，甚至與外部地區和國家簽署FTA。

　　過去我們所說的“中國反對排他的、封閉的和針對任何特定一方的東亞合作”，指的是東亞合作不要割斷與域外國家和組織的聯系，而不是說域外國家都可以無條件地參加具有東亞和亞洲屬性的區域合作組織。因此，需要從概念上搞清楚區域經濟合作的排他性與開放性的關系，不能因為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具有排他性而拒絕地區開放，反之也不能由于地區開放而否定應該堅持的“排他”。

　　第六，堅持雙邊、多邊和全球談判的多軌模式。

　　WTO是規范全球多邊貿易規則的組織，經過多輪談判已確立各成員國都應遵守的規則。但“多哈回合”談判久議不決，不能滿足日益發展的國際貿易需要。而區域性貿易安排，由于其步伐快于WTO，許多貿易、投資自由化措施大多先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內部實現，因此全球范圍內出現了“重區域性貿易安排、輕全球多邊貿易”的傾向。美國“3T”戰略驅使WTO加速走向“邊緣化和虛位化”，這與美國堅持雙邊、多邊和全球談判的多軌模式不相符。美國和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有責任在WTO框架內協調南北矛盾，處理好區域貿易合作與全球多邊貿易合作關系，爭取早日完成“多哈回合”談判，進一步推動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與便利化。一個有活力、有實效的WTO，有利于重振國際貿易、投資并拉動世界經濟増長。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