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

　　考察和評價經濟社會發展狀態，有著眾多的指標。其中為數不多的幾個指標，具有綜合性強、信息量大，直接反映民生水平的特點，如出生時預期壽命。中等收入群體占全部收入群體的比重也是這樣一個指標。國際經驗和相關研究成果都表明，如果一個國家(地區)中等收入群體達到2/3及以上，那么，國泰民安就有了比較可靠的基礎

　　考察和評價經濟社會發展狀態，有著眾多的指標。其中為數不多的幾個指標，具有綜合性強、信息量大，直接反映民生水平的特點，如出生時預期壽命。中等收入群體占全部收入群體的比重也是這樣一個指標。國際經驗和相關研究成果都表明，如果一個國家　(地區)　中等收入群體達到2/3及以上，那么，國泰民安就有了比較可靠的基礎。一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上強調的，“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關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然要求，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有質量有效益的發展是基礎

　　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動態過程中，中等收入群體占比和出生時預期壽命一樣，是因變量指標，它們都是一系列自變量指標變化的結果。首先，中等收入群體占比不斷提高，是經濟總量不斷增長，尤其是人均GDP、人均國民收入，乃至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續增長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總量增長迅速，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亦快速提高，這就為中等收入群體的成長創造了重要的前提條件。但是，在大多數年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低于GDP增長，尤其是財政收入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等收入群體成長的速度。同時，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　(該指標被稱為GDP的含金量)　在國際比較中處于較低水平，2013、2014年，分別為43.8%和43.3%。美國、英國、日本和中國香港在80%左右，法國、德國略高于60%。這也表明，我國GDP及其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稍遜一籌，貢獻的社會福利相對較低。為此，習近平總書記說：“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必須堅持有質量有效益的發展，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為人民群眾生活改善打下更為雄厚的基礎�！�

　　其次，中等收入群體占比不斷提高，是分配、再分配體制和政策優化，主要是再分配優化即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結果。目前，國際上基尼系數較高即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國家有兩種類型：一種以美國為代表，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尤其是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比過高，拉高了基尼系數，使美國的基尼系數與許多發展中國家無異；另一種就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由于低收入、中低收入群體占比較高，尤其是存在著大量貧困人口，導致基尼系數遠高于警戒線0.4的水平，甚至達到0.5左右的水平。這種兩極分化仍在繼續，進而導致中等收入群體處于衰退之勢。

　　目前，扶貧脫貧是我國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因此，一方面，“必須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處理好政府、企業、居民三者分配關系”；另一方面，“必須弘揚勤勞致富精神，激勵人們通過勞動創造美好生活”，由此協調初次分配的效率和再分配的公平，同時進一步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加強再分配機制在社會公平方面的作用，將對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產生積極的影響。

　　“擴中”要緊緊抓住牛鼻子

　　最后，筆者提出幾個與我國現階段形成中等收入群體相關性較高的方面———人力資本水平、產業結構或產業附加值水平，以及收入流動性等，簡要分析它們如何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中等收入群體占比的提高。人力資本是中長期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這就決定了人力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貢獻將不斷提高。人力資本的貢獻表現為技術勞動和管理勞動的回報，即這些勞動者的收入。所以，如果我國現階段人力資本積累不足和質量不高的判斷成立，那么，繼續加大在健康、教育和培訓等領域的投資，加快人力資本價值的形成，不僅有助于形成供給側的增長動力，而且將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對此，習近平總書記也有專門的論述：“必須強化人力資本，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力度，著力把教育質量搞上去，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

　　所謂產業附加值，是指在產品或服務中的新創造價值，包括活勞動的價值和利潤。在產業結構處于較低水平時，產品和服務中的轉移價值往往占比較高，附加值就相應較低，反之，當產業結構不斷升級，達到較高水平時，由投入結構和產出結構共同決定的產業附加值就將得以提高，其中，活勞動的收入，利潤中企業家和人力資本的分紅都將得到充分實現，對中等收入群體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必須發揮好企業家作用，幫助企業解決困難、化解困惑，保障各種要素投入獲得回報”。

　　收入流動性反映個體收入相對位置的變化，反映收入分配差距演變的特征，以及機會均等的現狀。如果一個社會收入流動性較高，表明人們的相對收入變化較快，機會較為均等，即使靜態的收入分配差距較大，也能在動態上緩解收入分配不均引起的社會矛盾，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反之，如果在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同時，收入流動性也較低，則收入分配差距將變得更加難以控制，收入群體和職業階層將固化，從而加劇社會矛盾和沖突。所以，要從教育公平、就業公平，以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多個方面，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提高我國的收入流動性，促進中等收入群體的占比不斷提高。

　　習近平總書記還從加強產權保護，尤其是加強對非公有制經濟產權保護，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增強人民群眾財產安全感的角度，闡發了產權制度對于現代社會中等收入群體形成和鞏固的深刻作用。這對于正在經歷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國來說，意義尤顯重大。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