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在新書《極花》的發布會上，賈平凹的一句“如果這個村子永遠不買媳婦，這個村子就消亡”把自己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有人以此為依據，批評他骨子里的“大男子主義”；有人從作品出發，批判他在《極花》中將鄉村凋敝的失落凌駕于女性的不幸之上。采苓子甚至以《賈平凹：一個作家的思想墮落之路》，批評他為拐賣婦女辯護的言論。

　　事件持續發酵，5月10日，賈平凹接受澎湃新聞采訪，并回應稱，“我在兩難之間寫出社會的痛和人性的復雜”“《極花》寫的就是拐賣婦女的苦難，批評者是斷章取義”（5月10日澎湃新聞網）。

　　《極花》改編自真實事件，它講述了女主人公被拐賣到西北小山村后飽經折磨，在獲得公安部門解救后卻因無法忍受旁人的冷嘲熱諷，選擇重新回到被拐賣的地方的故事。

　　在這里，筆者并不想討論《極花》所蘊含的文學內容和思想傾向，作家用怎樣的筆觸和感情去描述這樣一個悲劇性的故事，在這個故事里，命運多舛的女主人公被放置在一個什么樣的位置，這些都是文學領域的問題，也是《極花》作為文學作品所帶給讀者的討論與思考。

　　對文學作品的爭議，體現出廣大讀者對文學的重視，以及在文學作品面前所呈現出的積極主動的姿態，這于文學是有益的。

　　只是，筆者怎么也想不明白，這些針對文學作品的爭議何時演變成了對作家本身的質疑與攻擊，以至于出現了諸如《賈平凹：一個作家的思想墮落之路》這樣點名道姓的批評文章。

　　文學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藝術存在。文學作品，是作家運用文學的表達手段，所呈現出的對社會現實的把握與思考。就像賈平凹《極花》中所表現的落后凋敝、以拐賣婦女的方式來延續生存的農村社會，它切切實實地存在于現實的生活，存在于不被人問津的某一個角落；它不是作家臆想出來的，相反，它是作家想要呈現出來的另一種現實。

　　呈現現實和人性中的黑暗與丑惡，對作家來說，是一種沉重的使命。也正因為這種使命感和正義感的存在，才有了作家筆下那一幕幕觸目驚心的現實和一聲聲嘔心瀝血的吶喊。

　　“如果這個村子永遠不買媳婦，這個村子就消亡”，賈平凹此語只是在描述書中的現實——書中的村子就是這樣一個充滿著悖論的村子，這是文學中的兩難，也是現實中矛盾的映射。

　　如此，我們又何必把作家的文學話語等同于作家個人的品德，又何必把對文學作品的爭議影射到作家本身？

　　“賈平凹事件”讓筆者想起了余華，余華長篇小說《兄弟》中關于性愛的描寫也曾帶給他“最猛烈的嘲諷”，有讀者將小說中粗鄙下流片段歸結于余華本身的品性，從而將對作品的批評演化成對作者本身的詆毀。其實，作家寫作時的筆觸是從角色出發的，情節安排是基于作家本身對現實的理解和表達的需要，就像余華在《兄弟》后記中所說的，“敘述最終統治了寫作”。

　　“就文論事”是我們面對一部文學作品時應該有的態度，文學作品所帶給社會的爭論和思考，是它本身存在的重要價值。但是，當“就文論事”演化到“就文論人”，當文學表達成為評判作家品性的標準，那作家是否還敢于表達自己眼中的真實？當作家為了“明哲保身”，只能創作屈從于大眾的主流文學作品，那文學原有的責任有誰來承擔，它的多樣性又該怎樣保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