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獲》最近舉行首屆論壇，請來評論家和青年作家對話。對話的起因，是今年《收獲》刊登了兩輯“青年作家小說專號”，刊登作品的作家中雖然也有1979年和1994年生人，但總體還是以80后為主。

　　會上有不少人批評，80后的作家總是以集體的面目出現，但很難讓人想起具體的篇目。1980年出生的人，現在已經34歲了。評論家周立民兄問道，34歲的巴金完成了什么？34歲的沈從文完成了什么？34歲的曹禺完成了什么？

　　34歲的巴金完成了《春》，34歲的沈從文已經完成了《邊城》，34歲的曹禺更是早就寫出了《雷雨》《日出》……近一點比較，1987年的《收獲》也曾推出一期專號，聚集的作家當時大多是毛頭小伙，如今已經是中國文壇的東邪西毒們——洪峰、余華、蘇童、孫甘露、馬原。

　　80后的作家是以破壞者和闖入者的姿態進入文壇的，但后來大家發現，他們其實還是一群乖小孩，這樣的落差大概是導致批評的原因之一。不過似乎也怪不得80后。憤怒多出詩人，憂患易生佳作。沈從文巴金經歷的，是急劇動蕩的社會，是封建專制制度的崩潰，是五四運動，抗日救國，余華們的青春期則與“文革”不無關系，這在他們的小說中多有體現。

　　而在改革開放后出生的80后們，沒有經歷饑餓、爭斗，他們是在比較安穩富足的環境里成長起來的，對于大部分人來說，升學、戀愛、上司為難已經是生活中最大的困擾，更關注個人內心的焦慮也是順理成章。他們的作品，更容易讓同齡人會心一笑，但對于整個社會來說，難起激蕩。當代的社會不是沒有沖突和困境，但80后作家們目前所了解的沖突和困境，可能更多來自互聯網而非個人體驗。也許，在經歷了很多年的琢磨之后，瑣碎但扎實的個人史，也能夠拼湊出完整而豐富的社會史，文學的形式，畢竟是一直在變化著的，也許正因為如此，這次論壇的主題，才定為“文學與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