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公布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5》披露，中國目前的收入和財產不平等狀況正在日趨嚴重。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約三分之一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此外，從教育機會到醫療保障，中國社會的不平等現象整體呈現擴大趨勢。該報告是基于北京大學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撰寫的系列專題報告，以全國25個省市160個區縣的14960個家庭為基線樣本，探討民生問題狀況、差異、原因和社會機制。（1月13日《第一財經日報》）

　　貧富差距拉大，超過傳統意義上的警戒線，并非僅僅出現在中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美國經濟學學會前任主席安格斯·迪頓2015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重要代表作就是《逃離不平等：健康、財富及不平等的起源》。而在2013-2014年，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所著的《21世紀資本論》，就成為了世界級暢銷書，主題也是挖掘分析世界主要國家的不平等。

　　概括經濟學家、經濟史學者的觀點，知識傳播、貿易自由、法治環境下，會觸發創新，帶來更快的經濟增長，做大“蛋糕”。但由此也將不可避免帶來貧富差距拉大的結果。

　　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甚至“淪落”要靠投機資本家施加援手，才能平息金融危機，這推動了之后美國出臺金融監管法案，建立專門的監管部門，還強化了政府職能，直接供給公共福利，施行累進稅制。歐洲的工業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進程。二戰后，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歐洲和美國的社會不平等收縮到近代以來最低的水平，窮人子弟有機會通過教育改變命運。我們前面提到的安格斯·迪頓，出生于英國的煤礦工人家庭，就是受惠于二戰后英國的積極干預、公共福利政策，并通過自己的努力，最終躋身世界頂級經濟學家行列。

　　二戰后的繁榮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之后爆發了石油危機，歐洲和美國長期推行“大政府”積極干預和大量公共支出，卻無法避免效率低下問題。于是，1980年代開始，以減稅和裁減政府職能為中心的改革，在美英等國興起，并迅速擴散到全世界。之后，蘇東集團解體，印度、中國等國家開始市場經濟建設，又帶來一輪國企私有化浪潮。這些改革、進程都促成了新的經濟繁榮，也帶來了嚴重的分配不公問題。

　　計算機和互聯網革命更成為持續至今的新造富動力，從比爾·蓋茨到馬克·扎克伯格，從柳傳志到馬云、馬化騰。這些技術型富豪幾乎都是白手起家，盡管少不了政府的支持，但其收獲的財富紅利主要是創新紅利——對這樣的人如果課以重稅，好像有點懲罰勤奮、獎勵懶惰的意思。事實上，不管是哪個國家，以及中國的哪個城市，技術型富豪的稅負都是很輕的。

　　因此，貧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等不平等問題，成因具有多樣性、復雜性。

　　財產的不平等，不等于社會身份的不平等。但現在的問題是，包括中國在內，很多國家的教育、醫療等領域的改革調整，使得財產（購買支付能力）所占的權重越來越大，會因此對競爭結果帶來重大影響。比如，不光是一線城市，包括三四線城市和農村在內，能否進入好的學校，能否獲得好的醫院的服務，不完全跟錢掛鉤，但多數情況下，如果沒有錢，就將與之絕緣——錢可以改變競爭機會，讓原本競爭中的不入流的競爭者，跟競爭中的優勝者放在同一序列。

　　為什么中國的家長會熱衷為孩子報讀一流的培訓學校，為進入名優幼兒園、小學、中學和大學“擠破頭”？因為事實結果就擺在那里，如果不能從一開始就跟上競爭的節奏，很可能就已經注定被淘汰出局的命運。又比如，自主招生考試，比起過去的高考單一的考察方式，更能挑選出具有各種特長、能力特征的優才。問題是，高考單一方式，對于中下收入甚至貧困家庭的孩子來說，意味著可以通過努力去改變命運，而“各種特長、能力特征”，卻是現有的中小學教育體系所不能給予和培養的，只能花錢、燒錢，然后“單曲循環”……

　　在中國，還存在因為區域差距、城鄉差距和戶籍制度，所造成的另一種不平等，再加上體制身份所造就的不平等，跟之前所說的財產不平等，三者聚合，使得在今天的中國，社會成員所感受到的不平等現狀，頗為突出。

　　去年11月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十三五規劃單辟一章，提出增加公共服務供給、提高貧困地區基礎教育質量和醫療服務水平、促進教育公平、推行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實行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等要求。這些要求如果能夠落到實處，有助于減緩突出的社會不平等態勢，賦予人民以公平公正感和奮斗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