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上海某高校學生凌晨一點排隊搞報銷的新聞時，我正拿著一沓在各部門蓋完章的發票，在財務處排著隊，很快發現痛苦的不只是幫老師跑報銷的學生。一位老師大概和我一樣遇到問題，拿著一沓賬單和一位老財務職員爭執起來。這位老職員被數十只滿滿當當裝著賬單的大籃子圍著，最后他嘆氣說，“唉，我們太忙了。”老師也嘆了一口氣，兩人露出難兄難弟的同情表情。

　　高校報銷制度下，每個人都成了被綁住腳的螞蚱。財務系統龐大繁雜，師生不得專注科研。一個使得人人受困的制度，是壞制度。它作繭自縛、大量內耗、本末倒置，使得建設現代化大學、世界名校云云都只能是一個夢。

　　相對于歐美國家的驗收嚴格，報銷寬松的經驗，我國是驗收敷衍，報銷嚴格，著力點明顯打偏。我國也曾有高校寬松財政的時期，但在2006年發生“漢芯”高校腐敗事件后，著力收緊財務制度。近年趕上大旗幟反腐浪潮，達嚴苛的高峰。也就此，高校報銷成整治的重點對象，繁文縟節層出不窮，令人懷疑矯枉過正，甚至是走上了歪路。

　　報圖書費需列詳細清單，出差費無住店記錄不許報，即使是購置個內存條也需多個部門審批……這些隱藏在細節處的約束看似微小，但揉成了一股粗麻繩，足以綁架學校人力物力資源，消耗師生的大量精力。一個好的財務制度，應該是服務于科研進步和教育發展的，但如今不僅不能起到服務作用，反而產生大量內耗，畸變成了科研的絆腳石。高校反腐跌進了“為反腐而反腐”的怪圈。

　　而更為可悲的是，重典非但勞民，也不能治惡。在此前的高校腐敗案中，如十年前的“漢芯”案件、去年的中國農業大學李寧案，都是用公司套取經費、涉及“三公”消費等達上千萬的大案件。但這些資金作假，難道在報圖書時列明清單能夠追究？如果這么簡單就能夠解決，他們作惡卻能如此久，豈非說明當時周圍的人都是睜眼瞎？能夠做出大案件的官員或者教授不可能連應對條例的能力都沒有，反而仍然可以利用裙帶關系、權利資源——這些高校腐敗的真正源頭——套取大筆資金。

　　或者真正能夠嚇唬到的，只有好人。但這些好人，也可能被逼無奈，走上歪路。須知，我國高校的工資如此低，一些讀完博士的年輕講師剛工作時月薪僅五六千，如果項目也不能順利報銷，更是生計艱難，被逼無奈，可能鋌而走險。重典不能治惡，反而教會人們如何鉆取漏洞，使得惡人更會作惡，而好人甚至可能被逼為娼。

　　如今的高校報銷制度如同被下了一劑沒有對癥的猛藥，不僅治本不能，治標也未必。一些他山之玉或能借用，如德國設置學術秘書作為學校與教授的中介處理經費，規避了我國教授擁有項目經費處理全權而滋生的腐敗；日常報銷則采用寬松政策，減輕師生負擔，而將管理重點放在驗收項目成果上，確保科研的質量。但要真正做到制約大額腐敗案件，又不阻礙科研活力，還需要直面我國高校體制的劣根。

　　可以說，重典只是管理者避開源頭問題的遮羞布。這塊紅布，蓋住了畸形的職稱評審制度、高校待遇制度、行政腐蝕學術等等本質問題。它佯裝一片自欺欺人的和諧景象，但在平靜河面下，暗流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