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的《中國紀檢監察報》盤點了近年來一些落馬官員的貪腐往事，總結了他們的貪腐理由。某些官員的貪腐理由尤其令人乍舌，其中，某官員辯稱，用公款給妻子買名牌包是為工作需要。

　　乍一聽，這樣的說辭頗有些匪夷所思，在外界看來，用公款為妻子買名牌包，無論如何跟工作恐怕扯不到一起，無疑是赤裸裸的狡辯說辭。但這樣的想法實際上具有相當的典型性，并不能簡單地視為狡辯。為此，我們不禁要問，把利用公款為妻子買名牌包視為工作需要，這樣的觀念是如何形成的？

　　原因主要在于一些官員的基本認知及職業定位出了問題。眾所周知，在我們國家，官員的身份是公仆，職責是為人民服務，為官目的是增進一方的福祉、關注民眾的利益以及實現社會的公平公正。但現實中，一部分官員不以公仆自任，反以社會名流、上流人士自居，將官員身份視為“人上人”，將為官視為“出人頭地”。

　　既如此，作為社會名流，當然需要衣名牌、食名饌、飲名酒，當然需要居豪宅、乘豪車、入豪華場所，當然更需要周旋于富豪之間、游走于晚宴之中。當此之時，伴于左右的妻子或情人，若無一身名牌、一款名包裝點門面、提升品位豈非憾事，豈不是與官員社會名流的身份不相稱，與高級豪華場所不相合？為此，以公款為妻子買名牌包，也就理所當然、不難理解了。更有甚者，某些官員尚嫌結發妻子出不得廳堂，而包養情人作為身份的裝飾。

　　再者，某些官員或出于認知的偏差，或出于刻意的曲解，將牽挽貴婦、出入會所、奔赴晚宴、觥籌交錯美其名曰工作、職責以及必要的社會交際，理直氣壯地將其解釋為團結社會精英的需要，自我安慰目的在于為大眾謀取福利。在這樣的理念指導下，若身邊貴婦、情人沒有名牌包的配置，豈不是頗顯寒酸為富豪輕視，而影響了官員的形象與氣質，從而工作的正常開展？當然，以公款為妻子購置名牌包，亦就可以理直氣壯地曲解為工作需求，而毫無良心上的愧疚感了。

　　平心而論，官員們的確免不了與富豪、老板們交往，在某些時候，行政治理的許多工作的確需要精英群體的配合與支持，團結精英、與之有適當的往來也不為錯。再者，富豪、老板們也是民眾的一部分，當然也不能有特別的歧視與回避。但無論如何，牽挽情人、出入會所、奔赴晚宴、觥籌交錯絕對不是正常的方式，建立富豪朋友圈、與老板們訂立利益同盟更不是合適的渠道。實際上，上述現象是官場生態的異化，折射出的，是某些官員已然拋棄了自身的職責，將增進一方的福祉扭曲為提升個人的職級，將關注民眾的利益扭曲為關注一部分的利益，將實現社會的公平公正異化為為一部分群體謀求特權。

　　與富豪交往當有其原則與界限，黨有紀、國有法，黨紀國法就是其原則與界限。在一些官員看來，“常在河邊站哪有不濕鞋”，與富豪交往而不逾越界限很難，拒絕富豪的金錢攻勢也不容易。但是，難是因為某些官員在交往中夾帶私貨，是因為某些官員違法違紀行為擾亂了官商交際的生態，難也是因為某些官員妄圖利用手中權力實現額外的目的。實際上，對于富豪們而言，他們或許更希望一個往來有度、行為有法的官商溝通渠道，一個法治、公平的官商交際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