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北京在內，全國多地的醫院、藥房里，用于預防血栓栓塞性疾病的潘生丁消失了。當這種供應數十年的基本藥物消失后，潘生丁危機已經轉化為需要這種廉價高效藥物患者的危機，有患者輾轉全國各地求藥而不可得。已經形成危機的還有魚精蛋白、銀翹沖、維腦路通等大量廉價藥，這些老百姓耳熟能詳的廉價藥已難在藥店找到。一項對全國12城市40余家三甲醫院臨床用藥情況的抽樣調查顯示，國家和地方增補的基本藥有500多種，短缺的已高達342種。（10月12日《新京報》）

　　有療效無“錢”途，廉價藥品“被”消失，新聞披露了這一個殘酷的現實。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中國醫藥企業家協會會長于明德曾表示，廉價藥品正在以每年幾十種的速度消失。

　　很明顯，在藥品生產供應這件事情上，利潤成為了最大的指揮棒。無利可圖、不能賺錢的藥物，正在不斷被醫院及藥廠拋棄，醫生們開出幾分錢廉價藥物的處方可以成為新聞事件，已經深刻描繪出這個社會現實。但現在，這一切被視作為一種理所當然。據觀察，這種廉價藥短缺的新聞已經反復出現了5到10年時間之長，這個問題看起來從來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過。很要命的問題是，一些藥物并不全是可有可無的，像注射用促皮質素（ACTH）、魚精蛋白、他巴唑，都屬于臨床上重要的藥物，甚至是一線藥物。

　　生病的病人需要這些藥物，但另一股巨大的力量卻不斷的試圖消滅這些藥物，一切皆出自于商業利潤的考量。廉價藥物成為了推廣昂貴藥物的絆腳石，老藥看起來和新藥已經勢同水火，有你無我，這就是一種殘酷的競爭關系。很多時候，一種藥物被拋棄，不是因為它的療效失去了優勢，而是因為在經濟利潤這種金標準面前，它與別的藥物相比，毫無競爭優勢，只能被放棄。媒體曾報道，廣東一位父親在網上發布“求藥帖”，他兩歲半的女兒患腎母細胞瘤，術后正在等待化療，急需“放線菌素D”救命。他發現另一個事實，“如果找不到這種藥，孩子只能用國外替代藥品，近6000元一支的價格將使更多家庭陷入困局，甚至放棄治療”。

　　無利可圖，藥企有什么動力去生產？這是當下很流行的一種詮釋思維。或許，這句話還可以翻譯成，沒有錢可賺的事情人們為什么要去做？越來越多的從業者們，已經將之當成了一種信條。

　　不妨思考另一個問題，在醫院，能不能因為病人的病不賺錢和少賺錢，就拒絕提供救死扶傷的醫療服務？

　　如果醫學和藥學是一門純粹的商業，這樣的行為無可厚非。對商人們而言，合法的賺錢就是最大的道德。但事實上，從政府保留了那么多的公立醫院和國有藥廠，并且每年愿意拿出巨額稅金來扶持這個行業發展來看，這些行業不應該純粹只是商業機構。

　　從社會的文明角度來看，即使這些醫藥機構是純粹的商業機構，也應該保存有公益性的一面，不應該見死不救。人和人的關系總和中，競爭利已的關系只是一部分，還有另一部分是和平犧牲的關系。當一個社會，偏執的只迷信競爭利已，這種過度就會造成悲劇。不賺錢的事情沒人愿意干，就會讓很多的病人瀕臨缺醫少藥的生存困境，這是當下很容易被忽略的現實。

　　為了生存和發展，被推進市場的藥廠及醫院可以賺錢，甚至是想方設法的賺錢。這是可以接受、而且正在發生的現實。但這些機構也不應該忘記自己的使命，修建醫院和藥廠的最終目的絕不僅僅只是為了賺錢，救死扶傷才是最重要的任務。可以生產更賺錢的藥物，但也要給廉價的救命藥留下一條活路，給生病的窮人留下一條生路。當然，在一切的角色和所有的態度中，政府角色和態度是最重要的，上行下效，有什么樣的政府行為就會有什么樣的民間行為。針對某些一線臨床用藥的生產短缺，政府衛計委等職能部門應該牽頭藥企、醫院，打造一個防止這些特殊藥物短缺的保障機制，這才是現在解決問題的關鍵。

　　對這些特殊的行業而言，服務于富人之外，也不應該拒絕窮人。不生產廉價藥物的實質，就是在變相消滅窮人的藥物選擇權，有人會因為吃不起藥而死亡，絕不是危言聳聽。

　　所以，很多時候，不能賺錢的事情為什么要去做？答案就是當一件事情危及到生命的時候，經濟利益的考慮不應該成為唯一的標準。藥品的生產和醫療服務的供給，恰恰更容易體現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