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中國社會轉型和外部環境的變化，帶來了新的文化景觀，也對如何提升文化軟實力、講好中國故事，提出了新的要求。為此，“文化評析”欄目將刊發以“講好中國故事”為主題的系列評論，約請專家，從儒學復興、對外學術交流、比較文學等多個角度，談一談中國故事的“講法”，以期為中國文化的傳承提供一些啟示。

　　我有一個法國朋友，中文名字叫杜瑞樂，對中國的中醫教育很有興趣，也曾去北京中醫學院（現為北京中醫藥大學）了解中醫教學的狀況。經過幾年的跟蹤調查，他發現許多中醫學院的學生畢業以后去做了西醫。除了西醫更容易找到工作這個原因之外，杜瑞樂發現，按西醫的教育體系進行中醫的培養似乎是不可行的。

　　杜瑞樂先生將問題的思考推進了一步，他接下來提出的問題是，如果西醫的教育體系培養不出中醫，目前中國大學的儒學教育體系能培養“儒生”嗎？換句話說，目前中國的大學儒學教育是要培養儒學的研究者還是新一代的儒家價值的傳遞者呢？在杜瑞樂看來，中醫作為一種實踐性很強的“技術”，大規模的課堂教育難以承擔經驗等非知識因素的傳遞，進而言之，儒家作為一種實踐性的價值體系，知識性的傳遞只完成了儒家教育的基礎部分。

　　自從20世紀初科舉制度被廢除之后，儒學經典的教學和傳播便失去了制度性的依托。而在被納入大學教育體系之后，經學無論從意義還是其內在的結構上都被瓦解了。蔡元培執掌北京大學的時候，曾將不同的經典“分配”到不同的學科中，比如《詩經》入文學科；《春秋》、《尚書》入歷史科；《周易》入哲學科等等。必須承認，這樣的格局的形成雖“理不必然”，但“勢有必至”。按照馮友蘭先生的說法，以西方哲學的范式來整理中國古代思想資源是當下世界以西方文化為中心的知識形態的一種自然反應。

　　儒家思想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不僅是一種思想學說，也是社會秩序的原理和人們生活方式的主要指南。儒學知識化的一個直接后果是儒家不再擔負社會秩序的正當性基礎和是非善惡的標準，如此，儒家就被一部分人理解為放在博物館里的“陳跡”而已。所以，從20世紀末起，一些儒家學者開始反思哲學史視野下的儒學研究的局限性，并試圖從制度、政治和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來重建儒家的整體性視野。

　　新的儒學教育展開最有活力的部分是民間讀經運動，這個運動最初推動者可能是宗教界人士或熱心于發揚儒家童蒙教育傳統的一部分學者。而一場以孩子為核心的運動，其真正的動力肯定來自于這些孩子的家長。在各種思潮輪番沖刷下，今天的家長們逐漸認識到，儒家思想中所內涵的君子意識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胸懷對于矯正目前教育中的急功近利的心態有很直接的作用。因此，讀經教育逐漸從民間滲透到九年制義務教育系統，許多學校不斷增加經典內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此外，人們亦意識到儒家在現代社會制度建構中可能發揮的作用。這里，最具有實踐意義的就是“鄉村儒學”的建設。

　　“鄉村儒學”的名稱，可能會讓人回憶起梁漱溟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所推行的鄉村建設運動。當時的鄉村社會的破敗給梁漱溟以巨大的刺激，因此，他認為重建鄉村是中國民族自救的最為切近的途徑。而目前在城鎮化進程中，農村空心化問題、農村重建的問題又一次擺在人們的面前。與梁漱溟先生的鄉村建設有所不同的是，今天的鄉村儒學是通過講解儒學啟蒙讀物的方式，來喚起忠孝節義等傳統道德，以改善農村的道德面貌。從目前比較成功的山東的鄉村儒學實踐中可以看到，通過儒家經典和蒙學讀物的教育，儒家依然可以在鄉村秩序的建構中起到作用，未來，還要繼續拓展將儒學與農村組織建設相結合的可能。

　　當然，儒學重回生活也要避免一些歧途。在儒家的教育層面，民間的讀經教育必須要避免商業化和庸俗化的傾向，無論在管理和師資培訓上都應該有政府或民間組織加以規范。在儒家與社會秩序的建構層面，如何處理鄉村黨政組織和家族勢力之間的矛盾，亦是新農村建設要關注的。而在學術層面，儒學研究則要秉持開放性的胸懷，既要堅持儒學的基本要素，也要豐富和發展儒家的義理，與其他的思想資源一起共同構成當代中國的意義世界。

　　（作者為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教授）